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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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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6 点击量:

导读:俞可平在新著《走向善治》一书中说,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

俞可平在新著《走向善治》一书中说,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俞可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不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

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

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反腐与民心

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

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生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执政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执政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

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

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民主自由

我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以下几点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

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

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

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

就我个人而言,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of 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

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

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

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最理想的政治现实

与此同时,我最理想的政治现实有两点——

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

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

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作者新书《走向善治》已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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