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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中国人需要化解仇富心理学术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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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9 点击量:

导读:【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本期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重临世界巅峰近代以来,我们处在被动挨打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本期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重临世界巅峰

近代以来,我们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民族荣耀问题被严严实实遮蔽起来。我们何曾设想过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我们满门心思在设想中国历史的自我时刻。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亢激昂的国歌,正正表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何以有雅兴讨论中华民族何以荣耀于世的话题?原因很简单。我们民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集聚物质财富的公认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民族将有可能重临世界巅峰,在现代世界史上,以浓墨重彩书写属于中国人的新一页。

解释中华民族荣耀于世的问题,有两个不得不高度重视的历史契机。

第一,在历史上,我们民族不止一次展现出过人之处,它足以让我们深感荣耀而不被苦难经历所摧折。如果没有这样的光荣历史记忆,仅凭当下积累的一点物质财富,就以为可以傲视全球,那就纯属脆弱和浅薄。

第二,中华民族经过三百多年的曲折,将近两百年的屈辱,今天又站到了一个可以重新光耀于世的位置上。中华民族刻苦耐劳、坚忍不拔,承续历史精神脉络、制度基础、生活方式,在经历极为艰辛的历史曲折之后,不仅触底反弹、实现经济跃升,而且又一次展现出强烈的人类情怀与使命精神。在第二个契机崭露之际,我们民族的荣耀之心,重泛心头。

中华民族近三百年的挫折史需要认真对待

以超然的态度看中华民族的近代悲剧,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近三百年,我们这个民族流过多少的泪,淌过多少的血,我们岂能简单粗暴地得出一个中华民族确实需要挫折的结论。从明朝到今天,中华民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挫折史。这是一部痛史。但这样一个民族心灵上的挫折记录,长期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认真对待这一段历史,不仅需要深入探究中华民族遭受挫折的历史成因,也需要深入探究民族走出低谷,重现荣耀的理性道路。

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图片源自网络)

中华民族的荣耀感,确确实实有一种折不断,摧不垮的强大韧性。从对古代登顶世界的顾盼自豪,演变为近现代动心忍性筹划民族复兴,我们民族的荣耀心并未泯灭。一个具有如此漫长的辉煌文化记录的国度,能够华丽转身,全心迈向现代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只要政治权力受到一定约束,国家能够安心发展,中国就呈现现代飞跃景象。这也不能不说是另一个现代奇迹。基于近代史意识形态的僵化视角,总是勾画一幅中国落后挨打的近代史悲情画面,实在是一种扭曲心理的反映。

我们今天必须作别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放弃意识形态的一揽子说教,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过程,抓住民族竞争史中展现的国家时刻和世界时刻,重新正视那些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伟大民族在彼此竞争中共同书写的人类荣耀史。就此而言,我们民族的骄纵心理,必须矫正;自卑心态,必须从根性上救治。

中国古人真正看重的是物质财富所寄载的精神价值

平静流淌出来的民族成员的自豪感,才是一个民族荣耀心真正有所寄托的表现。因为那是一种守中道但绝不静穆的心灵的动态反应,是一种特别具有韧性绵延能力的力量。中国古人早已具有多样的物质积累能力。但这样的物质积累,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对我们民族来讲,物质生产能力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指标而已。

司马光有诗云,“人间富贵非不有,似君荣耀真亦稀”。这似乎在羡慕大富大贵之人,其实非也。物质财富所寄载的精神价值,才是中国古人真正看重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道出了中国古代财富观的真经。

近30年,中国人又创造了积累财富的现代奇迹。但我们的仇富心理与日俱增。我是一个贫困的教书匠,但并不准备敌视那些大富大贵的人。这不是自认高尚,而是平静心态的反映。一些大富大贵者,在行为上不是特别检点,公益慈善精神并不强烈,对民族责任的担当并不明显,这些都让人生厌。但不要忘了,富人身上承载着民族的另一种心灵符号——中华民族不是陷于贫困不能自拔,是有强大聚财能力的民族。

印度和中国的国家结构都相当畸形

一个民族的聚财能力是这个民族心生荣耀感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没有聚财能力,它就只能是求取低端生存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向中国富人致敬。当然,富人远不是民族的典范。这是人类特殊的心灵结构注定的:人,如果活不下去,会被众人蔑视;活得太好,会被人嫉妒。富人是令人嫉妒的人群,难以成为人格典范。尤其是在农业社会中,更其如是。清人有诗曰,“富贵还乡井,多遭乡井嗤”,就表明了这一点。当物质富裕掩盖了精神追求,人们的这种评价也就实属正常。

一个民族守持中道,既不排斥物质财富,又不陷溺横流物欲,并且能够在一定的物质财富积累基础上,追求民族的健全发展。我经常讲,亚洲两个大国的结构都相当畸型。印度是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中国是集权政治加市场经济。两个大国的奇特国家结构,是其近代塑就,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印度沦陷为殖民地。印度实行民主政治既久,但不愿意放弃计划经济。以至于国人多以印度为例,指斥民主政治无益于经济发展。但反过来说,是不是中国的集权政治加市场经济,就彻底解决了印度难题呢?未必。因为两国的国家建构,都不是现代的规范结构,都未能提供国家繁荣稳定的规范制度。

印度公路(图片源自网络)

民族的荣耀,一定要有厚实的物质基础。八年前我到印度访问的时候,朋友就告诉我,到印度去,第一要有坚强的大脑,街上牛、马、猪到处乱窜。第二要有坚强的胃,因为印度的食品不卫生,稍不注意就会拉肚。自来水不能饮用,必须买瓶装水。印度的一条高速公路,堪称奇景:机动车、人力车、牛车、马车和行人,都在上面走。访问期间,恰遇印度农民抗议农业政策,农民走上高速公路示威游行,将高速路堵得水泄不通。今天的印度,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尝试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总理辛格下决心改变印度经济结构,祝愿印度实现预期目标。

亚洲两个大国,倘若能将现代发展与古老智慧结合起来,它们一定会向其他民族显现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强大能力,也一定能够重现历史荣耀。

积累财富的人应是效仿对象而不是人民公敌

一个民族,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交错驱动的民族荣耀感,构成极为复杂。由物欲驱动的民族发展,给民族成员鼓舞,让他们感到自豪,但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分裂。如果这样的分裂没能有效弥合,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嫉妒心,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我并不想谴责我们穷困者对富裕者的嫉妒。但千万得避免民族个别成员的嫉妒心上升为整个民族的普遍嫉妒感。如果这样,这个民族要创造更大荣耀的可能性,就会荡然无存。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如果不把积累财富的人当作效仿对象,而当作人民公敌,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会出现两个令人惊异的社会想象:第一,富而返贫;第二,社会动荡。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可是国家不思进取,民众满足现状,改革不敢攻坚,人民与政府同时掉头往回走。整个社会嫉恨跨国公司,嫉恨先富群体,因而国家采取极端左倾的平均主义政策不说,而且暴力没收跨国公司财产。查韦斯的极左政策,让全民族成员如吸鸦片,无比兴奋。结果,委内瑞拉陷入了更贫困、更动荡的恶性循环状态。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图片源自网络)

一个民族要真正度过物质贫困期,并进入活跃的精神创造状态,一定要寻求物质与精神相得益彰的发展。在寻求致富上,民族成员对富裕者的嫉妒不是严重问题,但对财富产生怨恨和仇恨心理,问题就很严重,那样势必造成民族争取更大荣耀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

富裕群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应该相互理解

我并不想摆出一副道德上高高在上的姿态,说我见到富人只是羡慕、欣赏、佩服,没有嫉恨。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也有七情六欲。我曾经跟两个大富翁,电器老板和地产老总,做过一个财富论坛节目,讨论公益慈善问题。他们颇不同意坊间对富人“为富不仁”的指责,因为两人不仅名列中国百富榜,也名列慈善百富榜,积极捐助社会公益。颇有一种富而嘉惠于人的自豪感。同样参与论坛的政府慈善机构领导人,也对他们赞赏有加。轮到我发言时,我却说财富本属社会,不能个人专享;慈善捐助本属应当,并非崇高的表现;财富来自社会,归属当是社会。

参与论坛的两个老板,异口同声谴责我,教授你不知道我们发财致富有多么困难,成天坐在书斋里玄想,怎知其中甘苦。我答复道,一个现代企业的老板,以尊重社会分工为成功前提。分工合作是现代致富的秘密。在现代社会,任何行业中的成功者,都必须付出超人代价,才有望成功。我在公众面前,常为企业家辩护;但企业家面前,又必须为公众说话。这不是一种投机,更不是一种简单平衡,而是致力寻求富裕群体与社会公众的相互理解。

民族成员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一方面,社会公众需要醒觉,为民族增光添彩的出类拔萃之人,一定付出了超人的代价,值得尊重,应予表彰。在现代复杂社会中,即便是世家子弟,也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另一方面,先富群体应当尊重公众权利,醒觉权利的不可侵犯与必予尊重。在大众民主时代,社会意志对精英权势的制衡,具有维护秩序和推进发展的稳定器效用。

中国的官富群体实际上也面对极大风险

在今天中国人仇富、仇官心理,强烈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中间有些道理。我不想为官、为富曲意辩护。但我想陈述一个实际情况,那就是官富群体也面对极大风险,无风险则无收益。无论是权力,抑或是财富,岂是轻易落在哪个人手上的?这是人类活动竞争性定势使然。指出他们所冒的风险,并不意味着解除他们的社会责任。但理解他们的艰辛,与他们反过来同情大众生存的不易,是一个积极互动并生成社会宽容的必须。

从民族的精神史上讲,我们要维持中华民族的荣耀,一定要把民族成员的嫉妒心抑制在萌芽状态。消除嫉妒心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学会自我抑制,相互尊重。只有在这样的心境中,民族才会有健康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个民族要想争取更大的荣耀,一定要迈过无数的心理门槛、心理陷阱,才会趋近伟大。多数民族,有小荣耀足矣。这样的民族,不能将荣耀书写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因此它也不足以成为伟大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在文化-心理结构和历史遭遇上,既有辉煌灿烂的记录,也有痛心疾首的灾难式经历。一个民族如果仅仅在历史上偶然出现一次荣耀,从此裹足不前,这样的民族,一定是悲剧性的民族,它一定无法进入伟大民族之列。那些仅有线性荣耀感的民族,以为民族荣耀会自然增长,也绝对是肤浅的民族。这些民族,都不能在精神深处解释自己荣耀何来的理由,他们也根本不具备应付灾难性处境的精神能力。深沉的荣耀,是为真正的荣耀;肤浅的傲慢,是为浅薄的表现。一个民族,需要坦然应对逆境和顺境,才能进入伟大民族的行列。

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合作才能实现民族登顶世界的伟业

鲁迅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著名的民族脊梁论,表明帝王将相的荣光遮蔽了民族精英的荣耀。帝王将相之得,让民族真正精英未能获得应有敬重。但翻转这一说法,是否就更加公正呢?当然不会。一个民族的荣耀,一定依赖于两类人:社会政治的组织者和具体行为的担负者。鲁迅重视的是行动者,但我们并没有理由转而无视组织者。

一个民族的成员,如果把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弃如敝履,人人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活在别处”,那么,这个民族一定会上演出出精神悲剧。鲁迅为之洗冤的坚忍行动者,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需要表彰,需要敬仰。但表彰和敬仰民族的行动者群体,不能以敌视民族的伟大个体为代价。否则就会跌入一个心理陷阱:以为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势不两立。事实上,一个民族只有在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合作的前提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民族登顶世界的伟业。

一个民族,只是在静穆的状态里固守法律规则,据守道德的界限,循规蹈矩,不思进取,不求突破,那这个民族幸运的话,也许抓住历史偶然机遇,极其例外地取得光耀于世的成就。但唯有在敢于突破历史宥限、现实制约的伟大个体引领下,民族成员坚忍奋斗,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民族。

激烈的批评与温情的辩护应当相得益彰

我们民族今天在物质财富积累上已经成功突破,大致奠定了我们民族重回世界的物质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是特别雄厚,但已经作别了物质匮乏时代无暇想象民族复兴的窘迫。下一步,我们需要在制度和精神上的伟大突破,才能以现实取得的巨大成就,荣耀于世。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争取更大的荣耀呢?

第一,必须进行坦率的民族心理自我剖析。我们民族的荣耀是建立在得失相伴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因有所得而荣耀,因有所失而可能自卑。整个民族自觉意识到荣耀乃是得失相伴的事实,乃是一个心理挑战。将所得与所失切割开来审视,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思及所得,便忘乎所以;思及所失,便陷入自卑。进而因自卑而自戕,“破罐子破摔”,完全丧失自我超越能力。由此可见,确立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对一个民族争取更大荣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倘若民族的自我心理剖析达到了理性认识自我的目的,这个民族就会扬长避短、查漏补缺、茁壮成长、追求卓越,尽显伟大。

第二,必须建立理性而严格的比较文明思维。一个民族既希望自我超越,又希望兼得其他民族的优秀品质。希腊人兼容了东方波斯的优点,因而登顶西方世界的荣耀巅峰。汉唐综合了整个东方的优势,不仅对内整合了儒、道、法,而且对外整合了佛学,将东方思想熔冶于一炉,因此登顶东方世界的荣耀巅峰。

这一文明间的理性比较径路,要求我们民族在心理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批判不惧激烈,辩护出于温情。不要以为激烈批判我们的民族状态、批判我们文化传统的人,就是所谓“西奴”,就是民族的敌人,就要以绝不妥协的态度跟人家战斗到底。只要是在我们民族自我进步、自我发展、重新光耀于世的基点上,再激烈的批判,都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精神动力。

辩护者也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些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辩护,都是强词夺理。虽然,进行辩护,就不免强词夺理,但辩护者不能回避强词夺理所带来的心理阴影。辩护者可能因此无法揭示中国传统的真相,理性剖析我们民族荣耀的得失所在。这样就背离了为民族传统辩护的初衷。

为民族荣耀辩护,需要温情。温情与敬意相连,是我们民族在心理上能够成功地承接传统、自我超越的重要心理基础。如果我们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的时候都缺少温情,就与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一样壮怀激烈,那就是心理不健康和不成熟的标志。我们需要区分清楚,批判不惧激烈,是因为我们要严格剖析自己的弱点;而辩护不乏温情,这是要多方呵护中华文明根基。两者的关系,是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

第三,中华民族要追求更大的荣耀,需要塑造强大的民族自我心理。大节不亏,小节不纵,对人而言是如此,对民族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民族一定要在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不懈积累民族重光于世的资本,我们绝对不能大而化之地讨论民族国家的前途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因为大而化之的思路,一定会将我们引向记住历史荣耀,忘记现实艰辛的窘境,我们就会重回封闭的状态并且放肆地自我夸耀,以为这样的自我夸耀就足以呈现民族的更大荣耀。这是民族精神不成熟的显著表现,我们必须超越民族精神的自我囿限,坚忍而理性地积累民族复兴、重登巅峰的资本,并由此促成民族的涅槃再生。

(作者:任剑涛;编辑:陈菲;文中小标及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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