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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迁: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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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8 点击量:

导读: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

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如何解释历史等,皆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呈现崭新的面貌。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众所周知,自从达尔文进化之说兴,历史观念为之大变。进化论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关进化论的文本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等观念经常被运用于历史解释。但是,《天演论》被史家直接参考引用并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学术价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译本,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史学界最为风行的一本史学理论教材,集中阐述进化史观,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最大。对于历史是什么,浮田完全以进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观念。不论对社会进步的阶段做何种划分,社会进化论皆强调人类历史存在阶段式的推进,犹如生物由一种形态进化为更高一级形态,井然有序。进化论原本是从生物学领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英人斯宾塞把它泛化到社会领域,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长、发展,整体内的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则把历史视为有机体,如同社会、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发达,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由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不断上升。《史学原论》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中较为重要的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思想输入中国,对史家的观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中国传统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愿望,故梁启超批评旧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1902年梁启超承袭浮田《史学原论》,发表《新史学》,提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应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大宗旨。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史事间的前因后果,颇可怀疑,但他们至少在宣称以追求公理公例为目标。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为局部的公例,并以此解释历史现象。大多数史家视中外历史发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适用,具有普世性。

   “历史者何?所以载其演进发达之阶级也”。进化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犹如有机体,进化历程之中必经种种“阶级”,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挺进,达到美善的境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而人类历史进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须经过每个阶段,但是,“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文明发展有先后,“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为“历代万国之公例”,“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阐明“社会进化之阶级”。中国史家热衷于历史分期断代,或受此影响。后来大部分中国历史叙述强调分期,放弃以朝断代的做法,让中国历史呈现出不断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与阶段论的历史思维有渊源关系。

   20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具体单个人在历史中的隐退,这一取向与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学之所以与国际接轨,不能不说受到西方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晚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人是英国的斯宾塞。他虽不是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观念却被梁启超称誉为“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对中国近代史学取向有关键性的作用。单个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写的对象,群体化的人“事”始为历史的主体。彼时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为某一人写专传,亦不是为某一群人写列传,而是叙述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进化之状”。“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不再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的有机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如果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么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确实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唯独与章节体相似的纪事本末体或能满足此需要。章节体被广泛采用,正配合了中国史学“人的隐退”取向。纪传史学由中心退为边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进化论引入历史,使史学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如此,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写作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进化为中心的章节体历史写作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既然历史书写的对象是人群、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那么涉及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旧史家以单个人物和事件的善恶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历史进化之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旧史家驾轻就熟以春秋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会进化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则是陌生的。晚清以来经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读书人慢慢地接受、习惯用进化维度评论人与事,从历史发展大势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对旧史家所特别在意的善恶,不仅忽视,反过来还批判以伦理道德褒贬人物的做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即旧史讲褒贬,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而是从所谓“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对个人行为“不致有过分的苛责”,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价值、尊严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与旧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淡化人性的普世价值,成为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

   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扩散到各个角落,形成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如历史背后有因果关系,历史存在阶段性变化,单独个人的隐退,评论历史缺乏人性维度等,只是思维方式受进化论影响所表现的诸多样式之一,其形式甚为繁复。因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须追溯其过往,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到现在的样子。进化史观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彼此相联,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指导未来,换言之,未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过研究过去,知道未来的趋势。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双重任务,在知识层面,要善于发现“进化之公理公例”,在实践层面,史家的责任是“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正因为历史为解决现在问题、指引将来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者不是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趋势尽早实现。这一观念到左翼史家那里又有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关于历史分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史家采用上古、中古、近世区分法,但李泰棻《中国史纲》、陈恭禄《中国史》同受进化论的影响,却仍然主张以朝代分期。因为他们认为上古、中古、近世区分只适合于西欧历史,若用之于中国历史,则削足适履,武断牵强。总之,经过进化论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强势话语,原先那些属于主流的话语,逐渐被边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而不彰。随着时间推移,当史家自我审视线性思维的不足,有些“异端”声音始被人所注意,方彰显出思想的魅力。

   来源:《历史与社会文摘》2016年第2期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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