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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文:从里耶古城、丹凤古城的考古发现谈秦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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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7 点击量:

导读:“秦代政治地理”专栏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楚文化研究会会长。从里耶古城、丹凤古城的考古发现谈秦楚关系湖南里耶古城和秦简的发现,陕西商洛丹凤古城和楚

“秦代政治地理”专栏

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楚文化研究会会长。


从里耶古城、丹凤古城的考古发现谈秦楚关系

湖南里耶古城和秦简的发现,陕西商洛丹凤古城和楚墓的发现,为研究秦楚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后期,秦对楚的兼并战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其主要进军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丹江、汉水往东以进,夺取江汉平原设立南郡。另一条是凭借巴蜀之地从酉水往东以进,夺取楚江南地设立黔中郡。秦正是凭借这两条军事要冲最后灭亡楚国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西北边境至丹江流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载,秦穆公曾派兵攻打受楚庇护的小国——鄀国,楚成王为了救鄀,便派申公子仪(斗克)和息公子边(屈御寇)率申息之师驻守商密。又《左传》文公十四(公元前613年)年载,楚公子燮和子仪在楚郢都作乱,胁持初即位的楚庄王“如商密”。商密即原鄀国之都,此时已经成为楚邑。据考,商密位于今丹江下游河南淅川寺湾一带[2]。《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载,楚成王使公子子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这说明,起码从楚成王、庄王时期丹江流域就属于楚地。近些年,在丹江中游的商洛地区已发现多处楚文化遗址,如商州市东龙山遗址、陈垣遗址、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商南县过凤楼遗址等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3],丹凤古城还发现大批东周时期的楚墓[4]。另外,在湖北郧西的辽瓦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两周时期丹江中下游与汉水中游地区都曾属于楚国的范围,楚称之为“汉中地”。因这一地域直接与秦接壤,战国时期秦对楚的兼并战争便是从此地开始的。

《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秦“城商塞”。《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封卫鞅“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唐张守节《正义》注云:“於、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属国。案:十五邑近此邑。”这说明,秦孝公时,商洛地区已为秦所有,并封卫鞅以为邑。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匋,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置汉中郡。”《史记·楚世家》同样记载了此次丹阳之战,楚怀王十七年“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匋、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史记·屈原列传》也记载了此事,当时齐与楚从亲,“(秦)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打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匋,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此次秦楚之战所涉及的地名有汉中、丹阳、商、於、丹、淅等地。根据上述文献记载,汉中地原属楚,此次秦楚之战被秦夺取置为郡。丹阳地处丹水之阳,也属楚之汉中。唐司马贞《索隐》注:“此丹阳在汉中。”前文引诸家注,商在商洛县,於在邓州内乡县。商於之地处在丹水中下游地域。司马贞《索隐》注“丹、淅”云:“二水名。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是也。”由此可见,丹、淅之地也是在丹水、淅水地域内。商於之地已于秦孝公时就被秦占有,此次丹阳之战,秦尽夺取楚的丹淅之地和汉中,并置为秦的汉中郡。

楚怀王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5]但怀王因张仪曾以商於之地欺诈于楚而没有应允。继秦惠王之后的秦武王和秦昭襄王初期,秦楚曾一度修好,秦昭襄王还返还给楚上庸之地(今湖北房县、竹山县境)[6]。

从秦昭襄王六年,秦又开始了对楚的兼并。《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七年,拔新城(今襄城境)”。“八年,使将军芉戎攻楚,取新市”,并与齐、魏、韩合军“共攻楚方城”。九年,“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五年取宛(今南阳境)。二十七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至陕西安康地域)、汉北地予秦”。至此,楚国西北地域已全被秦占有,并开始向楚国腹心地区进发。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今宜城境)、邓(今襄樊境)”。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至此,整个江汉平原为秦所占领。这是秦兼并楚国的北部进军路线及过程。

秦对楚的南部兼并路线是凭借巴蜀之地从酉水往东以进,夺取楚江南地设立黔中郡。秦惠文王时,司马错建议,首先要夺取蜀国,“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繕兵”,可以“利尽西海”[7]。并且可以借巴蜀之地从水道攻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此时正逢蜀与巴、苴间爆发战争,秦惠文王于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张仪等将兵伐蜀,杀蜀王,灭蜀国。接着又灭了巴国和苴国。秦灭巴蜀后,改封蜀王子弟为侯,改封巴的首领为君长,派秦将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并“移秦民万家实之”[8]。秦武王、昭王时,因蜀地反叛,先后杀死三个蜀侯,并改蜀地为蜀郡,任命张若为蜀守,这样才最后巩固了巴蜀之地。

秦巩固了巴蜀后,便开始了从南线对楚的用兵。《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了此事,“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地。”《华阳国志·巴志》另外记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析丹(沂舟)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这是秦首次攻楚之黔中郡。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又派蜀郡守张若再度攻楚,“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9]说明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攻取黔中后,楚又曾夺回了黔中,所以才有公元前277年蜀守张若再度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然第二年,楚国再次收复了部分失地以拒秦。《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

上述文献记载表明,自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76年(《巴志》载“周慎王五年”有误)四年间,秦楚对黔中郡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黔中郡在何处?由于《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巴志》有三处均记载司马错“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由此便引发了后世研究者对黔中郡地望的众多歧义。主要有北部说与南部说。北部说者主要依据是《华阳国志》所记的秦“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石泉先生认为:“《华阳国志》一再记述秦将司马错自巴蜀以舟师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商於之地即在丹江中下游以西及汉水上游两岸。今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带。秦取商於而初立黔中郡,则楚黔中(至少其北境)自当在此”[10]。徐中舒先生将商於之地的范围划的更大:“秦汉时代的黔中郡,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一再称之为‘楚商於地’,《史记·楚世家》又称汉代弘农郡的商於地为‘故秦所分楚商於地’。是战国时代秦的‘商於’地,其初原属楚,商於即仍楚之旧名。《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时(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汉弘农郡为汉武帝元鼎四年所设,秦楚的汉中,应包括弘农郡商於在内。是北起汉中、南迄巴、黔中,皆为楚商於地。”[11]两位先生均以《华阳国志》所载秦司马错“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为据。然贺刚先生将《华阳国志》关于商於地、黔中郡的记载与《史记》进行了对照后指出,晋常璩之所以记司马错“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是因为将司马错同一年从不同路线两次攻楚之事合二为一所致[12]。《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司马错此年第一次攻楚之事,在《史记·六国年表·楚表》中记: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史记·楚世家》记: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贺刚先生认为,“楚国原有的‘商於之地’正在汉水以北的丹、淅一带,秦卫鞅曾受封于此而得商君之名。由此知秦第一次伐楚,的确是获得了故楚商於之地的。《秦本纪》言‘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显然,第二次战事的发生地点远离汉北,全然与南阳和商於之地无涉。”贺刚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前述丹江流域的商於之地最初属于楚国,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城商塞”,二十年(公元前342年)封卫鞅“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此地秦时属汉中郡,西汉时属弘农郡,与黔中郡无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已在商洛地区的丹凤古城村发现了商鞅封邑遗址,并发现了“商”字瓦文以及战国后期至秦代的秦墓[13]。这表明,从秦孝公时期商於之地就为秦国占有。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第一次攻楚,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上庸即今湖北房县、均县至陕西安康地域,位于商於之南的汉水中游地区,秦置之为汉中郡。汉北应指汉水北部的南阳地区。可见,司马错第一次攻楚所占领的上庸、汉北两地,均与黔中郡无涉。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第二次攻楚,是“因蜀攻楚黔中”,即从南线凭借巴蜀之地攻楚之黔中,《华阳国志》也明确记载是从枳(今涪陵)南入“巴涪水”(或曰“涪水”,即今乌江)攻取楚的黔中地。从今之涪陵沿乌江水路攻取楚黔中,说明楚之黔中是在长江以南、乌江以东的渝东南、鄂西南及湘西北广大地域内。持黔中在江南地域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长沙、洞庭说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白起取巫、黔中之黔中郡。自是楚势益削而沅湘以南皆秦境矣。”据此,许多学者认为长沙、洞庭一带原为楚黔中,后被秦占有置黔中郡[14]。有鄂西清江说者。严耕望认为:“楚置黔中,盖在今清江流域,东尽清江口,西极恩施,北限长江,南阻武陵山脉。”[15]。有重庆彭水说者。桑秀云在《黔中、黔中郡和武陵郡的关系》一文中,根据地名和河流名称的关系认为:“彭水与延江与涪陵江汇合之处,此地为古黔中地;黔中以黔命名,应包括黔水流域。因此,‘黔涪’之地即为古黔中地的范围,在现在四川省东南一隅。”[16]有湘西说者。贺刚认为,楚黔中地是在沅、澧二水至乌江以东的广大地域内[17]。

以上诸观点将楚黔中郡推定在长江以南、乌江以东、洞庭湖以西的范围内是对的,但在这一范围内,并非只有黔中郡,还有楚的另一重要之地,即洞庭郡。文献明确记载了战国时期楚国有洞庭地(或曰郡)。《战国策·楚策》苏秦说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史记·苏秦列传》对此事也有一字不差、完全相同的记载。《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先秦古籍、当时档案及司马迁的见闻和游记,司马迁之所以能照搬《国策》而一字不误,说明他当时能看到先秦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古籍,也说明苏秦作为当时人说当时之事是可信的。《国策》虽是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有许多夸张虚构之处,但作为地名应不会有误。《战国策·秦策》还记载,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史记·苏秦列传》作“五渚”)、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贺刚认为,“这段史料显然指的是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和竞陵以及第二年的蜀守若取巫及江南为黔中郡这两件事。”司马迁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均没有录入此段内容。“通检《史记》,不见秦取‘洞庭’事,这大抵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其一是《秦策》‘取洞庭’为衍文,秦人足迹此时本未及洞庭,故史迁不录。这种可能性最大。其二是史迁所见到的战国策文中并无秦取洞庭事,只是到西汉晚期刘向整理《国策》时有新的发现才补入此事。但即便第二种可能成立,秦取江南与取洞庭并见,更证明此处的洞庭与江南各为一地。”[18]无论对此史料如何解释,均说明战国时期楚国有“洞庭”之地是没有问题的。又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战国时期的洞庭之地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带,而洞庭湖是在公元4世纪左右才形成的[19]。东汉高诱对《战国策》所记“洞庭”作注时曰:“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这说明,洞庭是楚的一个邑,并不是洞庭湖。又按苏秦所说楚疆域的四至是以楚之郢都为中心,楚的西界有黔中郡和巫郡,巫郡在今峡江地区,黔中郡应在巫郡的南部地域。楚的南界有洞庭、苍梧,楚郢都的南部正是当时的洞庭平原,苍梧应在其南。既然西部相邻的是黔中郡、巫郡,那么,洞庭、苍梧也应是楚南部之郡。里耶所出秦简[20]说明秦代将洞庭平原至湘西武陵山区均置为洞庭郡,其洞庭郡之名应是沿楚郡名之旧。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知,至迟在楚威王时期,在洞庭平原至湘西山区就置有两个郡,西部是黔中郡,东部则是洞庭郡。

前述文献记载,司马错、张若先后两次凭借巴蜀之地沿乌江、酉水攻楚,均是夺取黔中郡,并没有占领洞庭郡。考古发现也得以印证。目前发现的里耶古城址,处于武陵山脉的西部山区,分为三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末期、秦代和西汉。《里耶发掘报告》认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末期的里耶古城“是楚国极西地区的一座边城”,“为楚国边疆的军事城邑”。与里耶古城相关的麦茶墓地为战国中晚期,墓葬的族属是以楚人墓为主,“而作为楚籍的苗蛮人或濮人的墓则往往环绕四周”[21]。此墓地没有发现秦文化的痕迹。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里耶地区在战国中晚期一直处在楚人的控制之下。在武陵山东部地区的沅陵县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该城位于沅陵县西约十公里的太常乡窑头村[22]。此城为战国时期的楚城,在城内外还发现大批楚墓。此城址正位于酉水入沅水的入口处,而里耶楚城则位于酉水上游,这说明整个酉水流域在战国时期属楚控制的地域。据调查,“在沅水流域、酉水流域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城堡。与楚人足迹相随的是陶器中的鼎敦壶。在湘西武陵山区,鼎敦壶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它往往与楚国军事城堡和行政建制有关。”[23]这些考古资料证明,在战国时期,整个湘西武陵山区属于楚地,对应前述对楚黔中郡地望的论述,此地域应是楚国的黔中郡。文献所记司马错、张若曾一度夺取过楚黔中郡,也有考古资料得以证明。1987年在大庸市三角坪68号墓出土有秦式铜兵器,其中铜戈有秦篆“廿七年蜀守若西工帀乘口口口口口口”铭文[24]。张若为蜀守时,是秦昭王时期,此廿七年为秦昭王廿七年,即公元前280年。《史记》记张若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是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此戈在大庸出土,应与张若取黔中郡有关。1978年在溆浦马田坪24号墓出土鼎、簋、盘、匜、勺等铜器,均属秦式器,其中一件鼎有“中脯王鼎”铭刻,一件铜矛刻秦官“少府”铭文[25]。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前段。“墓主显系前来征伐楚地的秦国将领。而与时间相对应的这种征伐,只有秦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事。”[26]另外,在马田坪墓地还发现8座巴人墓,出土巴式兵器和巴式陶器。“这些巴人墓葬与地位较高的秦人将领墓同出土此地,似对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的记述作了极好的印证。”[27]在酉水沿岸的保靖四方城墓地[28]、古丈白鹤湾墓地[29]也出土了巴式兵器及中原或关中组合形式的陶器,这对秦取道酉水夺取黔中郡作了注脚。上述考古资料可证明湘西武陵山区属楚的黔中郡地,秦司马错和张若曾先后短期占领过。

武陵山脉以东的洞庭平原即楚之洞庭郡,所出考古资料则与西部黔中郡有所不同,整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均是典型的楚墓,一直到战国末叶均是如此[30],没有发现战国中晚期的秦文化遗物。假如秦人也曾占领过洞庭平原,总会如湘西一样留下秦人的蛛丝马迹,之所以没有任何秦文化的遗物,说明洞庭郡一直在楚国的控制之下。《史记》也记载,直到楚最后一位王负刍时,长沙以西还为楚国所控制。《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此荆王即楚最后一位王负刍。此次秦所以兴兵灭楚,是因为“荆王(负刍)献青阳以西,已而叛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集解》注云:“《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这说明,长沙以西的洞庭郡是秦始皇二十三年时才被秦占领。

楚洞庭郡地望的确定,也解决了《史记·楚世家》所载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复取江旁十五邑的问题。公元前277年,秦蜀守张若取楚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翌年楚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此时,楚郢都及竟陵已失陷,整个江汉平原已为秦所有,楚襄王东北保于陈城。所以学界对于襄王“收东地兵”一语,一般认是集结陈城(河南淮阳)以东之兵,即今河南东南部至安徽一带的兵。这陈城以东的十万之众如何复西取江旁十五邑,学界也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是收取的鄂东南的邾鄂以东,还有学者认为是复西取张若所夺取的江南黔中郡。这两种解释都存在问题,一是楚襄王时期邾鄂以东还没被秦占领,不存在楚“复取”问题;二是如学者认为的整个沅水、澧水流域以西都为黔中郡,并被张若所占领,并且此时江汉平原也已被秦置为南郡,在这种形势下,楚襄王如调集十万陈城以东之兵复取江南湘西之地,谈何容易。实际上,此“收东地兵”,应是收楚洞庭郡、苍梧郡的十万大军,因张若只是占领的湘西武陵山区的黔中郡,襄王正是收取东部洞庭郡、苍梧郡十万大军向西夺回黔中郡的十五邑“以为郡”。此“以为郡”一语,应是夺回后复归楚之洞庭郡。大概楚西部军事重镇里耶古城以西还为秦占有。

楚洞庭郡北部凭借长江天险,西部扼守武陵山地,一直坚持到最后,到楚王负刍时,秦才以“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叛约”为借口,召王翦将大军击楚,虏楚王负刍,遂定江南地。秦夺取江南地后,重新进行了划分,一部分划归南郡,一部分划归巴郡,洞庭平原及以西的整个湘西北则归为洞庭郡。因此,里耶秦简只记有洞庭郡、苍梧郡、巴郡和南郡,而无黔中郡。西汉时,洞庭郡改为武陵郡。这便是楚洞庭郡和秦洞庭郡演变的来龙去脉。


注释:

[1]《华阳国志·蜀志》。

[2]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3期。

[3]杨亚长、王昌富、曹玮:《近年来陕西境内新发现的楚文化遗存》,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

[5]《史记·楚世家》。

[6]《史记·楚世家》。

[7]《战国策·秦策》。

[8]《华阳国志·蜀志》。

[9]《史记·秦本纪》。

[10]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1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贺刚:《战国黔中三论》,载《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杂志社,1994年。

[13]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附录一:《商鞅封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与初步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14]郭沫若:《中国史稿》第2册104、10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第120页,三联书店,1955年。

[15]严耕望:《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载《禹贡半月刊》1941年19期,

[16]桑秀云:《黔中、黔中郡和武陵郡的关系》,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三册(上)。

[17]贺刚:《试论楚对“黔中”的开发》,载《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年;《战国黔中三论》,载《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杂志社,1994年;《楚黔中地及其晚期墓葬的初步考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贺刚:《战国黔中三论》,载《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杂志社,1994年。

[19]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期。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第三章:麦茶战国墓地·结语,岳麓书社,2006年。

[22]曹传松:《湘西北楚城调查与探讨》,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第三章:麦茶战国墓地·结语,岳麓书社,2006年。

[24]贺刚:《战国黔中三论》,载《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求索杂志社,1994年。

[25]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

[26][27]贺刚:《楚黔中地及其晚期墓葬的初步考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8]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队:《湘西保靖县四方城战国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29]湖南省博物馆等:《古丈白鹤湾楚墓》,《考古学报》1986年3期。

[30]何介钧:《湖南晚期楚墓及其历史背景》,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原载《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第250-255页,收入氏著《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发布之前又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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