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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与他的知己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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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21 点击量:

导读:(一)早年“同一个锅里吃过饭”唐人王维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与李广命运相似的粟裕也仕途乖舛,官运不佳,但作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与战绩最大的华
(一)早年“同一个锅里吃过饭”

唐人王维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与李广命运相似的粟裕也仕途乖舛,官运不佳,但作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与战绩最大的华东野战军(三野)核心与灵魂,他首屈一指的军事才干获得了同时代将帅的极高评价,一生知己不可谓不多。

这与“十个元帅九个对你有意见,十个大将九个对你有意见”(周恩来语)的彭德怀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1945年便因天目山战役预测粟裕“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1961年对英国统帅蒙哥马利又似乎盖棺论定地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

刘伯承也称粟裕“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林彪更是说粟裕“尽打神仙仗”,“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其余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陈赓、萧劲光等重量级人物也对粟裕或赏识或钦敬有加,评价均绝无仅有,冠绝一时,超过多半后来授衔的元帅,这些都记诸《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

其实,十员大将中除陈赓、萧劲光之外,粟裕还有一位准知己罗瑞卿。

粟裕与罗瑞卿相识较早。

1929年6月,担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的罗瑞卿随部队编入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任第二纵队的支队(相当于团)党代表,粟裕时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二支队党代表,两人开始同在红四军共事,起点也同为团级(支队)党代表。

不同的是,此前粟裕参加过南昌起义,并随朱德率领的起义余部奔赴井冈山,经历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创的全过程,而罗瑞卿几个月前也就是1929年春才到闽西参加红军。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粟裕由红64师师长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开始与军长林彪同一个司令部里共事,罗瑞卿则是红四军11师政委。但两个月后,毛泽东决定抽调两个军长、四个师长开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红军学校),粟裕是其中之一,从而短暂离开了红四军。

1932年3月,林彪升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罗瑞卿升任为红四军政委,粟裕则从红军学校调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参谋长,他与罗瑞卿两人也开始“一个锅里吃饭”。不久,罗瑞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粟裕也调任为红一军团教导师师长。

不过,1933年2月粟裕调任新组建的红11军参谋长,不久又去红七军团担任参谋长后便与罗瑞卿长期分开了。到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最激烈的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罗瑞卿则是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19兵团)政委,两人的实际作用与官衔发生了上下异位。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直到1960年以前均是众所周知的异常密切,而林彪与粟裕也是难能可贵的惺惺相惜。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早年并肩作战的深远关系,罗瑞卿对粟裕也有不浅的感情。

(二)罗瑞卿受毛泽东之命“刺探”粟裕病情真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助蒋介石协防台湾,毛泽东只得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考虑将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表现最为杰出、时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与攻台战役总指挥的粟裕调往东北,准备令其担负抗美援朝统帅之责。

7月6日深夜,毛泽东亲笔拟写给粟裕的电报《粟裕来京接受重要任务》: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召开第一次国防会议。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等方面的安排,并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然而,粟裕接到毛泽东的急电时,身体状况很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正折磨着他,他也一直在带病坚持工作。

得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后,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理应挑起这份重担,但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顶不下来,要误大事。

因此,他回电毛泽东,说明了身体状况,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注释)。他说: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指挥不当,下面就难以指挥了,是要误事的。

粟裕是国内战争中,以弱胜强与美械装备的蒋介石精锐作战战绩与表现最好的方面军统帅,毛泽东仍然坚持要粟裕去,给他规定的到京时间推迟到8月上旬。7月10日,毛泽东再次亲笔拟稿致电粟裕: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七月十日

随后,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注释)。

粟裕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根据毛泽东“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的命令,要求华东军区(三野)司令部选配指挥作战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的蒋天然(原中央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上海防空军参谋长)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攻打台湾的三野主力兵团第九兵团参战(注释)。

他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注释)

也就在7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略加修改,其中除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外,又增设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也就是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粟裕精心配备的两个军政副手,一个是原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的副司令员,一个是现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而且萧劲光和萧华两人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在与朝鲜接壤的南满指挥打仗,地形、民情较熟悉。

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但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他不得不于7月14日按照毛泽东的指令到青岛休养。

粟裕这一主角不能“到岗”,东北边防军司令部也就组织不起来。周恩来只得于7月22日向毛泽东建议,“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军情紧急,粟裕病情到底如何?毛泽东在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后,心里难免十分牵挂粟裕的病情。他决定派公安部长罗瑞卿前往青岛探望粟裕,了解真实情况。

粟裕已经休养了半个月,但病情仍未见好。罗瑞卿到后,粟裕于8月1日托他带信给毛泽东,汇报自己的病情和心情。信中说:

“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但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据医生及一些患神经衰弱症之同志谈,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职以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此请求能批准职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

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面转交粟裕的信件,一面也如实汇报了他的病情。

有了自己最信任的罗瑞卿的眼见为实,毛泽东这才相信粟裕的确病的不轻,他复信安慰说:“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这年9月3日,毛泽东复电“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才早日来东北,以便作充分准备”的高岗,说:“林(彪)、粟(裕)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一个月后,他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奈之下派出的抗美援朝统帅是彭德怀。

(三)罗瑞卿:“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

1953年2月,毛泽东由陈毅、罗瑞卿等人陪同,相继到南京、徐州、济南视察,并游览了当地的一些著名景点。

在济南趵突泉饮茶时,毛泽东与陈毅聊起了写诗。他对陈毅说:“我们到了徐州,又到了济南,你这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感触一定比我多,倒是该有诗作呢!”

陈毅说:“在主席面前作诗,班门弄斧么!提起徐州和济南,还是粟裕打得好啊!”一旁的罗瑞卿说:“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

毛泽东也感叹说:“人才、将才、帅才!”

罗瑞卿的话自然不是客套之词。解放战争时期,他虽然与粟裕一南一北,天各一方,但粟裕的捷报以及“常胜将军”之名是耳熟能详的。

1946年6月粟裕首战苏中七战七捷后,毛泽东便通令全军各战略区仿效:“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这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还发表长篇通讯《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粟裕将军》,说“粟裕将军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常胜将军,……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不仅如此,此后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粟裕的“见报率”以及在毛泽东给各战区通报的电文中出现的频率都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罗瑞卿能够称赞这位当年的老同事是“常胜将军”、“名不虚传”。

(四)粟裕蒙冤,罗瑞卿仗义执言

1958年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遭到错误批判,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 “告洋状”。

当会议中彭德怀批判粟裕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批判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而陈毅则指责粟裕到苏联访问与对方总参谋长的几句谈话为“到国外找根据”的“告洋状”时,罗瑞卿与林彪、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在不同的场合为粟裕说了公道话。

一个老部下问粟裕到底怎么回事时,罗瑞卿说:“粟裕也是人,难免有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但这一回不对了,是有人容不得他,硬往死里整啊!(注释)”

随后,他还回顾了自己1940年秋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时被人诿过的往事。他说:“就是这个人把自己所有的过错,特别是被毛主席严肃批评的几个大错,全部栽到了我的头上并报告给主席。然后还对别人说:‘人家有不满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信’……”(注释)

罗瑞卿所说的“这个人”即是指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与他一起一个司令部共事,眼下担任军委扩大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

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被人拿出他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地整肃。

这年9月15日夜,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罗瑞卿当然为粟裕高兴,当即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随后,他找到粟裕,转达了毛泽东的话。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虽然没有公开平反,但待遇明显好于以前。

(五)命运相似:都被军委主持人兼国防部长打倒

1959年9月,罗瑞卿继粟裕、黄克诚之后,担任了开国后的第五任总参谋长。随后,他与粟裕一样,也因“与领导关系搞不好”等罪名而遭军委主持人兼国防部长的批判。

粟裕与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渊源不深,因深受器重而于1954年被毛泽东提名为总参谋长,但与彭德怀之间因军事见解等不同,存在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因此,粟裕的工作难以得到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重要建议和意见,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后来粟裕遭批判时,获得了“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帽子。

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是军委主持人林彪的提名,两人早年关系又十分密切,按理应该不会有粟裕的遭遇,但结果还是殊途同归。

1965年秋天,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铸向罗瑞卿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随后,罗瑞卿遭到林彪的批判,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粟裕则是聂荣臻、陈毅)也参与其中。罗瑞卿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还因被破自杀摔断了一条腿,最终因此送命,比粟裕还惨。

罗瑞卿与粟裕一文一武,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器重的人物,但最终被他放弃,答应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批判要求。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这与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以及1960年1月毛泽东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几乎如出一辙。

或许,粟裕与罗瑞卿因为某种政治条件的“交易”,被毛泽东的“软耳根子”当做了无奈的“弃子”。唯一令他们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事后都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也就是口头平反(正式平反都是毛去世以后)。

1978年8月,罗瑞卿前往西德治疗腿伤时不幸辞世,粟裕以军委常委这一闲职身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向这位堪称人生知己的老战友道别。

来源|张雄文的凤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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