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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案催生的派系更迭——曾李体制与清廷高层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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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9-25 点击量:

导读:115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鸿章溘然长逝。那一天,距他强撑风烛残年的病躯与列强代表签订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

115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鸿章溘然长逝。那一天,距他强撑风烛残年的病躯与列强代表签订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仅仅过去了两个月。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残局,曾李各自领军的湘淮两系前后相继,一度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这对有师生名分的能臣,是如何在一场发生于通商口岸的教案中,完成军政权力的代际交替的?

“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

  曾、李之间的渊源,可谓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首度参加会试落第,拜于年长一轮的曾氏门下,“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他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乃同年进士。两年后,李鸿章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入翰林院教习。同榜诸人中,有后来位列军机大臣的张之万、沈桂芬,李宗羲、何璟、马新贻、沈葆桢、郭嵩焘等亦做到地方督抚一级的高官,说是“黄金一代”,也不算夸张了。

  在京师继续求学的数年间,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正因欣赏有加,曾氏将他与郭嵩焘、陈鼐、帅远燡并誉为“丁未四君子”(他们同为农历丁未年即1847年中进士),认定其“才可大用”。不过,李鸿章的性情志趣,到底与老师不同。他晚年时曾经感叹: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

  曾国藩有句为人熟知的评语:“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少荃是李鸿章的号,俞荫甫即俞樾,乃晚清著名学者,现代诗人兼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双方的毕生理念和个人追求相差颇远,此为这对师生间微妙关系之第一层。

  李鸿章中式之际年仅24岁,倘处承平时代,只要经数十载官场摸爬滚打,至少能做到一省督抚或一部尚书。但乱世之中,不容他再走寻常路。不久,太平军兴,老家安徽很快成了遍地“长毛”的重灾区。咸丰三年,李鸿章投笔从戎,追随侍郎吕贤基(安徽旌德人)返回原籍办理团练。

  文人初带兵,又备受当地满族将领猜忌,李鸿章戎马生涯的起步堪称惨淡!

“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

  咸丰九年,不甘沉沦的李鸿章改投已率湘军打出名堂的曾国藩帐下,担任幕僚。但起初他也未能迅速上位,一度郁郁不得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其时曾国藩仅以侍郎身份督办军务,官位不显,权力不大,难以提拔爱徒。其二,在曾氏看来,李鸿章经验不足,尚需历练,故不敢贸然委以重任。比如因李鸿章平日起居不定,好为虚夸大言,这位老师有一次在宴席上当面严肃训斥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离席,李鸿章“为之悚然”。其三,曾氏虽格外青睐李鸿章的才干,但二人合作并不融洽,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弹劾李元度事件。

  原来,李元度为曾国藩之心腹,但在赴徽州作战时违背命令,导致大败。曾十分震怒,命李鸿章撰写弹劾草稿。孰料他公然抵制,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怒曰:“我自属稿”。李毫不示弱,回了一句:“若此,则门生将告辞,不能久待矣。”于是负气出走。曾国藩甚是失望,慨叹“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此君难与共患难耳”!可见曾李个性相左,实在是师生间微妙关系的第二层。

  后来经多方劝告,两人和解,李鸿章重返曾幕,此时他也招募了三营淮军。然而较之已由曾国藩分别举荐独当一面的左宗棠(浙江巡抚)、沈葆桢(江西巡抚)、李续宜(安徽巡抚)等人,李鸿章的战功积累与仕途升迁速度,勉强算中游而已。

  转机出现在1861年年底。当时上海士绅希望湘军东援,并答应月供军饷十万两,以防太平军进犯。巨额粮饷本已诱人,且进兵上海并非难事,可顺势借此提拔爱将,曾国藩首先想到的人选是胞弟曾国荃。这时曾国荃已加按察使衔,若在上海立功,则巡抚一职唾手可得。谁知曾老九(曾国荃排行第九)看不上这等肥缺,即使大哥三度写信催促,也不为所动。

  恰在此时,“辛酉政变”发生,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倒台,其昔日政敌翁心存重归中枢,翁就东援上海一事,拟折请求当权的两宫太后“密饬曾国藩择一廉明果敢、素能办贼之员,驰赴通、泰(今南通、泰州)一带,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翁心存是李鸿章当年科考时的座师孙铿鸣之恩师,故翁、李实为太老师与小门生的关系。因此,翁在奏折中提到的“廉明果敢之员”,即暗指李鸿章。曾国藩自然心领神会,顺水推舟,举荐弟子出任东援主帅,同时不忘向朝廷讨价还价,为曾国荃争取来“头品顶戴”的破格恩赏。由此番举荐的曲折内情看来,曾国藩虽然以道德文章自我标榜,但利之所在,仍不免亲疏有别,存有私心。这当是两人师生间微妙关系中最核心的一层。但假若没有把握东征上海、自立门户的天赐良机,李鸿章实不知何日方能从精英荟萃的湘军中突围而出,为湘淮两系之兴替奠定根基。

“湘淮互制、以淮制湘”

  清廷中央要想预防汉人地方势力膨胀的局面,无非从人事任免、军事掣肘、财税收拢三方面入手。具体来说,针对湘淮集团,清廷的分化手段大致包括“众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亲信”及“以淮制湘”四类。比如,围剿太平天国期间,清廷不断授予有军功的将领以更高官职,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介意湘淮集团实力进一步壮大,实则一方面使不少下级将领地位上升,往往与原上级平起平坐甚至职位更高,必然使其内部分化,再生出小的派系,将领之间也容易滋生嫌隙。另一方面,清廷规定,将领升任地方大员后,虽可掌管一方民财之权,但必须与军队分离,逼迫他们交出“枪杆子”。同时,清廷又有意让这些湘淮系高官在长江中下游有限的几个省区“轮岗”,用地盘利益、人事关系促成其内部矛盾频生,加剧分化过程。

  像曾国藩与沈葆桢、左宗棠,鲍超与李鸿章,郭嵩焘与毛鸿宾等人之间的矛盾摩擦,皆与清廷有意造成的湘淮集团官员之间叠床架屋、互不统属的状况相关。总而言之,官越封越多,权越分越小,矛盾争执却越来越大。

  典型案例之一,便是同治四年,即攻陷天京的第二年,同为湘军骨干的两广总督毛鸿宾与湖南巡抚恽世临因争功、控饷等问题发生冲突,清廷借机免去二人职务,扶植淮军大佬李瀚章执掌湖南。李瀚章乃李鸿章之胞兄,这不分明是以淮制湘,以防后者坐地为王,一家独大?就此任命,曾国荃公开提出质疑。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曾国藩特意告诫亲弟,“朝廷调停大臣,盖亦恐有党仇报复之事”,作为地位最高的湘淮集团首领,他显然意识到麾下众人裂痕丛生,对谁都没好处。

  清廷还时常通过安插非湘淮系统的满汉大吏介入前者的“势力范围”,来监视、掣肘曾、李诸人。同治四年,朝廷任命吴昌寿(浙江嘉兴人)为河南巡抚,从而牵制在豫办理军务的曾国藩。同治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与湖广总督官文(满人)发生督抚之争,出身曾国藩幕府的刘蓉在陕西巡抚任上横遭弹劾,皆是中央长期压制湘军的结果。同治六年,马新贻(山东菏泽人)出任闽浙总督,后转任两江总督,对当地的湘淮势力压制甚严,用人、调兵乃至财税,都备受监控,故其同治九年突遭刺杀后,清廷深疑案件幕后或由湘淮集团谋划。

  尽管平定太平天国后,清廷刻意分化、削弱以湘淮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但它又必须保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于是采取了“以淮制湘”的策略,扶植后起之秀淮军。同治五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失利,李鸿章受命取而代之,昔日的“男二号”终于熬成主角,这为其最终登上权力顶峰打开了大门。他也及时抓住机会,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累立功勋。取暮气渐重的曾国藩而代之,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同治九年夏,因天津民间传言当地天主教修女残害幼童,激起民愤,民众围攻望海楼天主堂,致死伤数十人,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动用军舰施压索偿,此为有名的“天津教案”。

  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朝廷之命赴天津处理危机。李鸿章(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显然不看好这趟差事,于是致函张树声(淮军将领,时任山西布政使,代理山西巡抚),望他规劝曾国藩缓期出发,“或委员查拿真正凶手数人,借寄近监,且看彼国如何来文,再相机迎拒。”然曾氏心意已决,很快抵达天津。李鸿章迅即写信给恩师支招,“鸿章昨恐彼族窘辱师门,致隳大局,如崇公奉使,津门无主,自不可不速行,惟防备必须严密,亲军必须带往。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

  所谓“痞子手段”,说白了,就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流氓把戏。当年在对付太平军、处理地方教案时,李鸿章屡试不爽,自认颇有心得。孰料平生讲求“诚信”的曾国藩,自然瞧不上昔日门生这套着实不堪的手段,他回信委婉批评道:“若来示所言与洋人交,须参用痞子手段,自揣非能所为。阁下视敝处所办各节除府县下狱内愧方寸、外干清议外,其余尚无甚差失否?”

  挨了一番训话的李鸿章,想必感到羞愧和尴尬,连忙回信辩解:“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难怪近代史权威蒋廷黻先生后来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李鸿章改变口风,认可曾国藩为教案善后提出的“一心曲求和好”原则,而清廷仍担心谈判一旦破裂,不免还是要动刀兵,于是两宫太后颁旨给各省督抚将领,要求整兵备战。地方大员们自然纷纷上奏表决心。看到封疆大吏们好战的言论,深悉沿江沿海军备虚实的曾国藩认定,“朝廷一意主和,调兵转生疑端,且亦未必能御寇也”,李鸿章则继续支持老师,对中央命令颇有腹诽之意,“沿江、沿海防备,炸空苗而无实际”,“夷船果入长江,岂仓猝号召所能敌。国家无事嫌防军多费,有事又打官话,近世无晓事理之人,终必溃败决裂耳。”

  到了七月中旬,江苏巡抚丁日昌上疏建议由李鸿章率军“移扎近畿,以资护卫”,清廷很快应允。人在武昌的李鸿章接到圣旨,深知此时若赶到天津,万一中外发生战事,非但自己辛苦培植的淮军会大受损失,个人的功名也有葬送之虞。故他有意不紧不慢,边走边看,一面去信宽慰恩师“身在局中,幸逐渐维持,勿遽诿退,以副众望”,一面又自称“忝膺师旅,虽仓猝疲乏之际,为足当劲敌而操胜券,惟士气尚不甚怯,积愤之余,或可一战,须俟抵直后从容筹布,静待和议成否”。

“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孰料七月底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清廷命曾国藩返回南京署理总督,由李鸿章执掌直隶。对于李氏而言,这是继九年前分兵东援上海“单飞”之后,在权位方面更上层楼的良机。但天津教案尚无结果,老练如曾国藩也被搞得灰头土脸,贸然介入只怕惹祸上身。故北上途中的李鸿章依旧不紧不慢,观望徘徊。这下子,反而是老师曾国藩坐不住了,亟待今非昔比的门生前来帮忙解围。他一面向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上奏,请求他命令李鸿章“速到,再当竭力会办,以速补迟”,一面亲自致函爱徒。面对朝廷与恩师的双重催促,李鸿章仍虚与委蛇,不过私下里,他向胞兄李瀚章倾吐了真实意图:弟入直后,窃恐旨令会议,未免作难。计八月初旬入正定,姑徐徐云尔。

  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自然不愿因天津教案处置失当而丢掉来之不易的红顶乌纱。师生间一番“斗智斗勇”,比拼耐力之后,久拖不起的曾国藩于当年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结教案处置,以十六人死刑,四人缓刑,二十五人充军,赔银五十余万两了事。姗姗来迟的李鸿章坐享其成,毫无风险地接收了终结这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的“胜利果实”。而因天津教案焦头烂额的老师曾国藩,一年多后便卒于两江总督任内,李鸿章权倾朝野的道路上,再也不必受师门恩义的束缚。在为李鸿章所作传记中,梁启超盖棺论定,称他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并以“不学无术”四字概括其枭雄本色,而李鸿章晚年“自悔盛年不学”的回忆,恐怕并不全是自谦之言。

(摘自《中国经营报》 文/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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