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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中国实录研究集大成者——谢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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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9 点击量:

导读:中国实录研究集大成者——谢贵安谢贵安先生男,汉族,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华中师范大学师从国内顶尖国学大师

中国实录研究集大成者——谢贵安

谢贵安先生

男,汉族,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华中师范大学师从国内顶尖国学大师张舜徽教授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明清文化史,出版《清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与冯天瑜合著)、《中国旅游史》(与谢盛合著)、《旅游文化学》、《中国谶谣文化研究》、《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太玄大戴礼研究》(与刘韶军合著)等13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结集为《中国史学史散论》、《明清文化史探研》和《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三部论文集。主持国家社会科基金项目“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和“清实录研究”,主持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实录修撰与中国传统史学流变”。其关于实录体史学的研究,受到海内外同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特殊贡献

一、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地位

“文化”简单点说就是“人化”,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前者是指被人认识和改造的自然对象,后者是指人对自然对象的认识和改造过程。自然既包括客观的自然世界,也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形成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 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识和改造,形成了伦理、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文化的成果和文明的结晶。另一方面,人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本性的认识和改造过程,是文化创制过程,分别形成了自然探索史和社会实践史。二者相加,即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历史”。因此,“文化”与“历史”,是二位一体的。历史偏重于文化形成的具体过程,而文化偏重于文化形成后的成果和状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对历史的记载和传播,就是对文化的传播和承传。历史与文化的记载和传播方式大致有三种: 一是前后辈之间的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二是文化的物质遗存,三是文字与文献记载。在这三种形式中,最有效的途径是依靠文字记录和文献记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书。无论当下的自然实验和社会实践如何生动真切,其成果如何丰富厚重,都必须通过文字文献的记载,特别是史书的叙述,才能有效、成规模和永续地被后人所知晓和习得,可以说,史书是洞悉往古人类文化的桥梁和媒介。

师从张舜徽先生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数千年间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的实验、实践过程及其结晶,构成中华文明的根本表征和基本内容。中国文化被中国人创造后,通过上述三种基本形式向后流传、传播和传承,为后人所习得和发扬,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第一种是前后辈之间的传授和习得,往往通过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使中国的文化性格、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特征等代代相传。这种形式虽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记录相伴随,则会像某些原始部落和游牧民族那样,其文化很难积累、提高和光大。第二种是中国人活动和创造的物质留存,即所谓的“文化遗存”、“文物”和“古懂”,通过考古发掘、交易和展示为后世所知晓,影响后人的活动。但这种文化传播,有赖于后世的发掘,偶然性比较大,而且比较分散和凌乱,很难完整地复原历史过程和文化体系,基本上属于“文明的碎片”。第三种就是中国人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和文献记载,包括史书。这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有力、最有效的,可以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中国人的历史过程,体现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完整体系。它对第一、二种传播方式都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和重大价值。对于言传身教代代相传的传播形式而言,文字和文献所形成的各种教材和历史教本,可以克服依靠口耳相传的局限,形成文化积累和创新,超越原始部落和游牧民族的文化积累上的缺陷,传承并光大本民族的文化。对于文物发掘和古董鉴定而言,文献记载是弄清其年代和背景的关键,是确定其基本价值的必要条件。傅斯年指出,考古材料等“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 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 其中的《尚书》、《春秋》和《左传》就是史书———笔者) 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因此他认为: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则无从使用。”①因此,文字和文献记录,特别史书,是复原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途径。

作品《明实录研究》

在世界所有民族和文明中,通过文字与文献记载历史与文化,以中国人的记载最为丰富、系统和完善。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史学的有效制度和光荣传统。文字与文献记载的最初形式是大量凌乱和分散的原始记载和档案材料,许多民族对此材料任凭其自生自灭,因此它们虽有文字和文献,却缺乏系统的载籍。与此不同,智慧的中国人民很早就发明了史书,通过将档案材料编纂成有体系、有系统的史书,来保存、传播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创制及其历史过程。

中国史书的主流纪传体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载籍,除了谈人事的“纪”和“传”外,还有谈制度的“志”,其中还有谈自然变化的“天文志”、“五行志”等。因此纪传体史书记载和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的实验、实践过程及其知识体系,是对“人化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晶的记录。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大多是从纪传体的“二十五史”以及由此改编的历代纪事本末史书中获得的。

然而,自萧梁以来,纪传体史书的形成,却受惠于另一种重要的史书,那就是实录体史书。实录在史书之链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的一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承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实录体史书与古代史料储备制度

实录体史书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古代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史料储备制度,为实录修撰提供源源不断的史料,这些史料便是历史的进程和文化成果的原始记录。

所谓实录体史书,就是源于南朝萧梁时期、以皇帝及其朝政为记载中心的特殊的史学体裁。它的基本特点在于其“编年附传”的形式,即以皇帝的编年为纲,以大臣的小传为纬; 以编年体为主体,以纪传体中的列传为辅助。南宋陈振孙称实录体的特点是: “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②晁公武更明确地指出: “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 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氏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近起于唐( 唐是代表,实源于萧梁———笔者) ,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③“编年附传”是实录体的标准体裁,而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实录去掉附传,是实录的一种变体。

作品

除了编年附传的特点外,实录体的另一特点是萃聚史料,即它较少用编纂者的语言去叙述,而是将原始档案,如诏令、奏疏、公告、报表等文件加以取舍和裁剪,再用简炼的语言进行连缀,形成以史料为主、以叙述为辅的史书形式。

实录体史书最早的一部是梁代周兴嗣所撰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 ( 502 - 549 年在位) 的历史。实录体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唐实录》的修纂,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 21 朝皇帝,皆修有《实录》。此后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都修有完整而系统的实录。这些实录无论体裁怎样变,其以本朝皇帝及其朝政为记载对象的基本内容没有变。既然是以皇帝为中心组织材料和史实,因此所记历史一般都是国家的核心历史,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

实录体史书对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历史的记载,并非信手而为,随意撰写,或事后回忆,道听途说,而是在古代史料储备制度的保障下,依据档案等原始材料、《起居注》、《日历》等二级史料撰写而成,成为中国史学上的“国史”,与民间私撰的“野史”大异其趣,因此基本上言之有据,具有可靠性。

中国人保存档案并据此裁成史料性的史书,有其悠久历史与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春秋》等第一批史书,就是裁剪原始档案( 训、谟、诰、命、誓) 和古史官所记流水史料而成。自唐代以来,历朝政府为了配合实录的修纂,都建立了一套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包括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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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面是原始档案的储备供应制度,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用金匮石室储存原始档案,并按时提供史馆或实录院用以修纂实录。如唐代司天台官员须将相关天象记载送付史馆,以便编纂史书。据《旧唐书·职官二》载: 司天台“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东宫官属中的司议郎“掌启奏记注宫内祥瑞,宫长除拜薨卒,每年终送史馆。”①南宋陆游曾回顾了北宋为实录修纂所形成的原始档案储备及供应制度: “国之俗成,凡史官纟由绎之所须者,上则中书密院,下则百司庶府,以至四方万里郡国之远,重编累牍,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后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辞,以众论所存,刊野史小说之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②明代也有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据薛三省称: “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盖纂修实录,虽稗官、野史、邑志、家乘,皆所兼访,以备采择,岂以各衙门公牍而可或遗?”③元代设有时政科,负责搜集和管理档案奏牍,定时宣付史馆,作为修纂《元实录》之资。徐一夔《始丰稿》在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 “元……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④苏天爵尝谓元代“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录送史馆”。⑤明清两代也有比较完善的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朝廷还专门移文各衙门催促进呈档案史料,甚至派专人前往各地征集史料。如洪熙元年闰七月,“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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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是注记文献的储备供应制度,由政府设立起居注、日历等职,撰写《起居注》、《时政纪》和《日历》,提供史馆以备实录修纂之需。《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应劭《风俗通》和《隋书·经籍志》都载录了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一书。但这一制度兴废无常,自唐宋始,为了储备修纂实录的史料,特别加强了起居注制度的建设,并一再强调《起居注》的记撰目的,是为了修纂《实录》。同时,唐宋以降,为了储备实录史料,还特别强调撰写《时政记》和《日历》,明代则一度纂有《钦录簿》、《丝纶簿》和《六曹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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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面是从“四方万里郡国之远”的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实,由史院“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由“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①一级级进行。宋哲宗元祐八年,范祖禹在修《宋神宗实录》时,曾见资州所奏关于资阳县民支渐的孝行及其异象,后来他“再牒资州会问支渐事迹”,作了验证。② 嘉靖初纂修《明武宗实录》,“差进士访事实。苏州府聘杨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册》,凡例可观”。③

实录修纂的储备和供应制度,宋代较为完善。清人朱彝尊对此评价甚高: “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必诸司关白,如诏诰政令,则三省必录; 兵机边事,枢庭必报; 百官之拜罢,刑赏之与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必随日以录。……欧阳子( 修) ……奏请岁终监修宰相点检修撰官日所录事,有隳官失职者罚之。其于日历慎重如此。”④明代陈于陛则明确指出宋代史料储备的目的是为了修实录: “自建隆后,编年之书,谓之《日历》。即所称采百司奏对事实为《时政纪》,取柱下见闻为《起居注》,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采择是已。”⑤其他各朝类皆如此。

从原始档案、起居注、时政记到日历,这些原始档案和注记文献,便是实录体史书的源头活水。而这一源头活水的提供和保障机制便是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实录体史书获得了丰富的史料,而这些史料正是中国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教育、科技等各面活动及其成就( 即所谓文化) 的文字记录和档案文献,实录体史书将这些史料纳入其中,构成该书的基本史实和主体内容,使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得以“继承”; 然而,实录体史书并非终极史书形式,它只是“以备史官之采择”的史料性史书,因此它的史料还要往下游史书流转,使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得以“传播”下去。因此可以说,实录体史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实录对原始史料的吸纳与文化的继承

在古代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的保障下,实录体史书吸纳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史料,这些史料是中国历史进程与文化成果的真实记录和原始凭证,因此,实录体史书对原始文献的吸纳和取材,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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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录吸纳了记载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始档案。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太上皇的诏令、御笔文献为实录所采摘和取用。如北宋哲宗时,“《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⑥ 清代也将皇帝的御制诗文集和朱批史料送往实录馆作为实录修纂之资: “臣工奏折,凡经有硃笔,虽一圈点俱呈缴,不独有硃批而后缴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缴一次,或任满汇缴,则无定制。缴进之件俱存于红本处。遇纂修《实录》时,奏明请出,事毕仍交红本处奉藏。”⑦嘉庆年间修《高宗实录》时,实录馆从红本处所调之高宗朱笔多达一百八十四箱,“几 成充栋”。⑧ 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给史馆或实录院,为《实录》所取用。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得实录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谏疏”,于是他“写录”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仁宗朝修纂《真宗实录》,也取用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包括宰相王旦荐用人才的奏疏。⑨ 《金史·完颜勖传》反映了金朝的情况: 大定二十年,皇帝下诏指示太师完颜勖的“谏表,可入《实录》”。实录还广泛采用各衙门输送的档案。明成祖朱棣就曾“启 秘 府 之 藏,征 百 司 之 纪,特 命 儒 臣 纂 修《实录》”。① 孝宗朱祐樘在《宪宗实录序》中指出: 此次实录修纂曾“发金匮石室之藏,辑百司庶府之牍”。天启间,礼部左侍郎薛三省曾疏言: “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并指出“此成例也”。② 《清实录》也是以中央政府各级原始档案为史料来源。实录馆调阅的原始档案有: 丝伦簿、满月档、明发档、国史馆所存宫门抄、现月档、洋务档、随手档、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黄本、摺包、译汉档、军机档等。除了收录中央各衙门的史料外,实录还从地方和民间征集史料,天启元年三月,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提议: “请于中行仪礼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拾之囊中”,以“求野之且公者”。③ 明代曾多次遣人“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④以备实录修纂之用。这样做,使得实录体史书不仅记载中国历史的上层,也记载了中国历史的下层,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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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录吸纳了《起居注》的史料。实录体出现的六朝时期,也是起居注繁荣时期。⑤ 因此,实录的产生受到了起居注的影响。其最主要的影响,便是起居注直接向实录输送了比较原始的有关皇帝事迹的史料。北宋嘉祐时,史臣校《北齐书》时曾指出: “按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献武起居注,名《皇初传》。天保时,中书侍郎陆元规从文宣征讨,纪一时行师克伐之迹,著《皇帝实录》。”像陆元规的《皇帝实录》,实际上便是由起居注删削而成的。唐代的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自汉献帝后,历代帝王有起居注,著作编之,每季为卷,送史馆也。”⑥最终编纂皇帝实录。宋代实录也以《起居注》为重要的史源。张佖曾指出: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⑦这说明,《起居注》是以《宋实录》编纂为目的的。明代万历初年,张居正恢复了起居注制度。南炳文指出《万历起居注》“是《明神宗实录》撰写时依据的重要文献之一”。⑧ 《清实录》也吸收了《起居注》的材料。实录馆调阅的史料中就有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分起居注、内起居注和外起居注,成为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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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录还吸收了《时政记》、《日历》等初级和二级史书文献。《时政记》始于唐武则天长寿年间,因当时《起居注》只能记上朝时君臣问答之语,不能闻知机密之事,加上史官心有忌讳,不敢有闻必录,而只采录敕旨,所以武则天的宰相姚王寿提议由宰相撰《时政记》,记录军政大事,以补《起居注》之不足。《时政记》是由当时在场的知印宰相将皇帝“虑及生灵,事关兴替,可昭示百代,贻谋后昆”的言论以及“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的内容“撰录”下来,“连名封印,至岁末送史馆”。⑨ 然后据此修纂皇帝实录。五代后唐同光二年( 924 年) 四月,皇帝敕令“《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 《起居注》,左右起居录送”瑏瑠史馆,以待实录修纂之取用。宋代《时政记》的编纂是以修纂《宋实录》为最终目的。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负责修纂《宋神宗实录》,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的“圣语”,“令书入《时政记》,并 乞 付 实 录 院,令 书 于 元 丰 八 年《实录》”。瑏瑡 《日历》是建立在《起居注》、《时政记》和其他原始史料基础上的二级史料性史书,是实录修纂的直接史料来源。它是在《时政记》等史料基础上撰修而成的史料性书籍,形成于唐代中后期。据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国史》载,德宗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 “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鏁。”获得批准。宋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作为《日历》的史料,又将《日历》作为《实录》的史料。南宋汪藻指出“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① 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② 意思是说《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由上可见,实录是古代官史( 政府组织修纂,史料来源于官方文献) 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历代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古代最重要且篇幅最大的官史著作,成为当时最为权威的历史记载与文化载体。由于实录以皇帝为记载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它反映的价值观,成为全社会遵循的准则; 它记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文化前进的基本轨迹; 它创造的制度和科技,成为当时中国文明进步的指标性成果。

四、实录史料的向下流转与文化的传播

实录不仅通过汇聚原始史料而继承中国文化,而且通过向下游史书输送史料而传播中国文化。实录在编纂之初,便已确定了向下游史书输送史料的功能,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实录是“以备史官之采择”。作为古代官史的一大总汇,实录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为后人撷取的重要对象,从而使其史料继续向下游流动,构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础。这正如高似孙在《史略》卷三《实录》中说得那样: “实录之作,史之基也。”实录就像一个心脏和泵站,将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并藉此向后世传播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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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录的史料,在整个史料流程中,首先流向当朝的纪传体国史。从唐代开始,朝廷便形成了史书修纂的基本流程,那就是先修实录,再修纪传体国史。唐代显庆元年所成 80 卷高祖、太宗两朝《国史》,便是在太宗贞观十七年成书的《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以及永徽五年成书的《唐太宗实录》基础上,改编成纪传体而成。吴兢先参加《则天大圣皇后实录》的编纂,然而又将之改编为纪传体《国史》,将武则天列入本纪。但后来的沈既济出于伦理考虑,想把武则天从《本纪》中拉下来,“别纂录入《皇后列传》”。③ 宋朝在《宋实录》完成的基础上,先后“添修”成不同版本的《国史》。绍兴间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的两天后,朝廷才决定修纂《徽宗国史》。④ 乾道时编修官林光朝奏称:“《徽宗实录》已定之后,即通《钦宗实录》续次修纂为《四朝国史》。”⑤这种顺序说明了史料的流程: 国史的史料依赖于实录提供。李焘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这一修纂流程: “窃缘修正史( 此指纪传体国史———笔者) 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 下 笔。”又 说: “《实 录》先 具,正 史 便 当 趋成。”⑥《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录》的改编,从“编年附传”体改纂为纪传体。在改编过程中,有增有删,但删的多,增的少。如《宋太祖实录》有 50 卷,《宋太宗实录》80 卷,《宋真宗实录》150卷,三者相加为 280 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总共只有 150 卷。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传记部分。马端临曾谓: “《三朝国史》……计七百余传,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大半。”⑦清代则专设国史馆,修纂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分别撰写了清诸朝帝纪、《国史列传》和诸志等部分,虽然未能最终拼合成纪传体《国史》,然而却吸收了《清实录》的许多史料,“本纪,以实录为本,起居注等辅之。”①除本纪外,列传也参考和吸收了实录的史料。据一史馆《传包》称:清代国史馆在修国史时,“纂辑臣工列传,其事迹均恭查实录、上谕档,丝纶档、红本及军机处、廷寄、议覆各册档卷。”以此观之,实录乃清代国史的史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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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录的史料还流向异代所修的纪传体正史。实录的史料流向《国史》之后,继续趋向下游的纪传体正史。后晋时,赵莹、刘昫以据《唐实录》修成的纪传体《国史》为基本史料,修纂了纪传体正史《旧唐书》。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指出:“《唐书》二百卷,右石晋刘昫、张昭远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②与此同时,《旧唐书》还直接从唐代实录中采掇史料。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证明“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③ 岳纯之称: “粗略翻一下《旧唐书》,至今仍可发现不少其采自唐代实录的痕迹,如《旧唐书》中的《顺宗纪》、《宪宗纪》和《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分别冠有‘史臣韩愈曰’、‘史臣蒋系曰’、‘史臣裴曰’的字样。韩愈曾修撰《顺宗实录》、蒋系曾参撰《宪宗实录》、裴垍曾监修《德宗实录》,冠有他们姓名的二段史论,显然就是采自他们曾参与修撰的上述二部实录。又如《顺宗实录》曾为张荐、令狐峘、陆贽等七人立传,《旧唐书》也有七人的列传,两相比较,史实、措辞大同小异,后者也应是袭用了前者。”④宋初修纂的纪传体正史《旧五代史》“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⑤ 一般认为,元修纪传体正史《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⑥实际上,除以宋代《国史》为依据外,元修《宋史》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宋史·宰辅年表一》序称: “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元实录》的史料,则流向明初所修的纪传体正史———《元史》。明初,朱元璋遣徐达攻克大都,将完整的元十三朝实录运回南京,旋命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召逸民儒臣据这些实录修纂《元史》。《明实录》也成为清修纪传体正史《明史》的史源。其主要纂修者万斯同就称自己“以实录为指归”。⑦ 中华书局《明史·出版说明》甚至 指 出《明 史》只 有“个 别 记 载 不 见 于《明 实录》”。《清实录》的史料则流向了《清史稿》。刊印《清史稿》的负责人之一金梁通过校对和比勘,指出: “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⑧邹爱莲在《〈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一文中指出: “清史馆以实录等为纲,利用已有之稿,就其体例范围重加改写。”⑨说明《清实录》的史料,大量流向了纪传体正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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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录的史料还流向后修的编年体史书。实录是编年附传体,有很强的编年特性,因此其史料很容易流向其他后修的编年史书。如《唐实录》的史料便流向编年史《唐史记》。该书是北宋孙甫在《唐实录》的基础上删削而成。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指出: “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于是“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是“用编年之体”。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大量吸收了《唐实录》和《五代实录》的史料。岳纯之指出: “《资治通鉴》,其唐代部分的丛目底本就是唐代实录。笔者曾以《资治通鉴》唐纪顺宗部分与《顺宗实录》对读,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可在《顺宗实录》中找到,只是文字有所增删,位置或有调整。”⑩ 陈光崇也断言“《通鉴·唐纪》基本上保存了唐实录的全部史实”。⑪《宋实录》的史料则大量流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李焘称是书“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按日编次”的南宋佚名《靖康要录》,“此必《( 钦宗) 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①此外,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宋末的《两朝纲目备要》、高载的《通鉴巨编》等也从《宋实录》中大量吸纳史料。②《明实录》的史料流向后修的编年体的明史书籍。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全部摘抄自《实录》。《清实录》也成为《东华录》等编年体史书的来源。据蒋良骥自序 称: “惟 以 实 录、红 本 及 各 种 官 修 之 书 为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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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录史料还流向后修的各种杂史。唐代高峻曾撰有《高氏小史》将《唐实录》摘要附录于后。④ 陈岳曾删削《唐实录》,撰成《圣纪》一书: “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⑤实录还是会要的重要史料来源。《唐会要》宣宗以后部分为宋人王溥所续,之前部分则由唐人苏弁、苏冕、崔铉等相继纂成,不少内容取自唐代实录。⑥ 五代十国实录也是北宋王溥修纂《五代会要》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法制典章尚略具于累朝《实录》,溥因检寻旧史,条分件系,类辑成编”。⑦ 十国实录中《前后蜀实录》的史料,流向了北宋张唐英所著的《蜀梼杌》,“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⑧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监修国史王曾提出“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仿《贞观政要》“别为一书”,得到仁宗的赞同。⑨ 南宋王栐所撰《燕翼诒谋录》卷,也曾从实录中撷取史料。书中自序谓“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⑩ 司马光所撰《温公日记》,以及《涑水记闻》和《朔记》,是司马光熙宁间在朝所记的有关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前后奏对,皇帝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是当年与刘恕一起“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纪》”的史料杂录,《后编》虽然未成,但“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纪》之具也。”⑪传记类著作《言行拾遗事录》“记范仲淹言行事迹,为《行状》、《墓志》所未载者,故曰拾遗。大抵取诸《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诸书”。⑫ 光宗时蔡幼学所撰《国史编年政要》40 卷、《国朝实录列传举要》12 卷等书,也是《宋实录》的史料之流。据《中兴艺文志》称: “幼学采《国史》、《实录》等书为《国朝编年政要》以拟纪,起建隆讫靖康。又为《国朝实录列传》以拟传,起国初,止神宗朝。”⑬ 与《明实录》同时修纂的《皇明宝训》,许多史实直取《实录》。《清实录》的史料也流向后出的许多杂史。如张尔田所撰《清列朝后妃传稿》2 卷,本为清史稿所撰,未被清史馆采用,于是自己加工修改后于 1929 出版。该书所用史料,包括实录、档案等 93 种。吴昌绶 1917 年撰成并刊刻《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5 卷,按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各编 1 卷,并附年表 1 卷,选录玉牒、实录、清会典等史料纂成。⑭由上可见,实录体史书中丰富而可信的史料,又向下流转到后修的各种史书,并向全社会扩散,起到了传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作用。

结语

古代《实录》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二级史料性史书,成为古代官史史料的渊薮,这些史料经过实录的裁剪、整序和润饰后,继续为史流性史书所采掇,成为有关历代当朝纪传体《国史》、后修纪传体正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源。可以肯定的说,古代实录的承前启后的史料流程,也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承传过程。因此,实录在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贡献。

当然,实录体史书,除了《唐顺宗实录》、《宋太宗实录》残卷和《明实录》、《清实录》存留至今外,其他的大部分实录都散佚不存了,不过,在它们散佚之前,便已“轻烟散入五侯家”,为后修的广大书籍所吸纳、采摘和转录,特别是自唐以后的纪传体正史,基本上都是从实录和由此实录先期纂成的国史中取用史料,赖此,中国历史与文化仍然得以奔涌不息地向下流传。

另一方面,存留至今的实录则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和优秀遗产,为今人高度重视,明清两代实录,被分类编纂成各种史籍。孟森曾摘抄《明实录》及朝鲜《李朝实录》中有关清室先世与明政府关系的史料,纂为《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等编成《明实录抄: 满洲篇》、《明实录抄: 蒙古篇》、《明代西藏史料》,此后类似的改编不断涌现,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明实录〉の冲绳史料》、《明代西域史料·明实录抄》、《中国、朝鲜の 史籍 にお け ゐ 日本史料集成 · 明实录之部》、《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实录抄》、《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明代倭寇史料》、《〈明实录〉广东少数民族资料摘编》、《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郭厚安编成《明实录经济资料选辑》、《明实录广西史料摘抄》、《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 1990 年 6 月始,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纂并出版大型的《明实录类纂》,分《人物传记卷》、《涉外史料卷》、《文教科技卷》、《经济史料卷》、《自然灾异卷》、《军事史料卷》、《司法监察卷》、《职官任免卷》、《妇女史料卷》、《宗藩贵戚卷》、《湖北史料卷》、《北京史料卷》、《宫廷史料卷》、《四川史料卷》、《广东海南卷》、《福建台湾卷》、《安徽史料卷》、《山东史料卷》、《浙江上海卷》、《河北天津卷》等。《清实录》的摘录与改编著作也很多,如《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清实录〉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要》、《〈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清实录广东史料》、《清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等。这些选编著作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实录体史书的价值,以及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承上不可忽视的意义。

再回到文化传播的三种方式上考察。文化遗存及其文物考古因为过于凌散估存不论,仅就前后辈授受和文献( 主要是史籍) 传播两种方式来看,前后辈授受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讲授和习得,具有直接、生动和真切的特点和优势,但如果不借助文字和文献( 史籍) ,则其传授的内容必然浅窄,仅限于讲授者的记忆范围; 其传播的范围亦必然狭小,仅限于眼前的习得者。而文献和史籍的传播方式则不然,它将中国历史与文化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和储存起来,留待任何一辈、任何地方的后人去解读和习得,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传播特点。在文献和史籍的传播中,实录体史书,以因总汇档案和原始史料的功能,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继承”做出了贡献; 又以其修纂之初便设计好“以备后人采择”的特点,使其史料向下流转,为后修各种史书提供大量可靠的史料,则又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总之,作为特殊体裁的实录,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承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做出了先聚集而后发散的特殊贡献。

文章来源于《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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