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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最后的舵手:三年时间抓紧了所有的权力却埋葬了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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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7 点击量:

导读:公元1908年11月14日,大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即将走完自己人生中最后的一天。这一天对于清王朝和老太后来说,都显得无比重要,但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一次再正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大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即将走完自己人生中最后的一天。这一天对于清王朝和老太后来说,都显得无比重要,但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权利的更迭。

老太后默默的等来了光绪皇帝的死讯,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或许都会随着光绪帝的去世而画上休止符。老太后在指定了溥仪继承皇位之后,又将光绪皇帝的弟弟,溥仪的生父载沣拉到了摄政王的位子上。而后于15日,慈禧太后也闭上了双眼。老太后再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他死后奢华的葬礼,也看不到大清灭亡前后的景象,当然也看不到一个叫孙大麻子的军阀会在几年后炸毁她的陵寝。清王朝,终究是进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时代,而真正的权利,便交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手里。此时的载沣,仅仅29岁。

29岁的年龄放在当下,可能会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富二代,可能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蚁族,也有可能是还在进行学业的学生,各种可能或许都有,但绝不可能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者。可是,在封建时代,载沣却的的确确的成为了大清王朝的舵手。这或许是一种讽刺。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在1908年的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清王朝政治改革的基本路线。如果按照这个路线平稳的进行过度,或许清王朝不至于在1912年就退出历史舞台。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而载沣也并没有打算要按照规矩来,他的心中有一个更加宏伟的梦想。

这个梦想是建立在除掉袁世凯的基础上的。作为当时清末新政的执行者和编练新军的实践者,袁世凯在帝国政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载沣却偏是要拿袁世凯开刀,无论你袁世凯在前朝有多么的风光。

据说,杀袁世凯是光绪皇帝留下的遗诏,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袁世凯在当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出卖了维新派,出卖了光绪帝。因此,载沣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杀掉袁世凯为自己的哥哥报仇。袁世凯自然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斡旋”活动。最终,袁世凯逃过一劫,并没有死在摄政王的刀下,但是却因为“足疾”而被赶回河南老家养病去了。

据说袁世凯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一台收发电报的机器,而因为有了这样一台机器,帝国大大小小的事情袁世凯都了如指掌。身为摄政王的载沣,虽然可以罢免袁世凯,却没办法罢免他在政界的影响力。这自然是后话了。

载沣在罢免了袁世凯之后便进行了一系列的集权活动。这是载沣执政时期最大的败笔,也终究成为了大清帝国的催命符。而关于此,却涉及到太平天国之后清帝国的一个顽疾: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由于满清贵族的狭隘心理与民族偏见,清帝国的边疆大吏一般由满族人担任。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抵抗太平军的汉人官僚的崛起,他们逐渐成为了边疆大吏。而清政府也默认了这一事实,在1861年到1890年的30年间,清政府先后任命约64位总督,其中汉人占47名,是总数的74%,任命了112名巡抚,汉人为100名,占总数的80%。这种比重是清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汉人官僚的崛起,对于中央的权利是一种挑战。在甲午战争之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中央的关系便若即若离,尤其涉及到财权与兵权。这种现象在“东南互保”一事上有了一个集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宣布对十一个国家宣战,从而引发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为首的地方大员,竟然私下与列强媾和,相互约定“互不侵犯”。这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但是慈禧太后因为战争的失败却并没有在战争结束后便惩罚这些人,而是在之后的时间里渐渐的收回地方权力。但是总的来说,慈禧太后的收权对于兵强马壮的地方大员没有产生太大的挑战。

在晚清的政治生活中,虽然“立宪”与“清末新政”占据了主流。但是在暗流中,依然存在着满汉之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宣统朝变得无法调和。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的权利逐渐增强,但更多的则是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对于局势的判断。他们害怕这些地方大员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

载沣于1909年1月罢黜袁世凯。3月,宣布清理财政。对地方的财政情况进行检查。4月,载沣派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调查情况,5月,设立币制调查局,拟统一币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权,规定“有再请暂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违制论”。1910年5月,任命载泽为盐政大臣,统一全国盐政,8月,将北洋六镇兵权收归陆军部统辖,12月,成立海军部。1911年1月,重新参订外省官制。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出之后,载沣又玩了一把大的,就是在1911年5月,公布了责任制内阁的名单。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皇族内阁。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一共十三个人的内阁,宗室与皇族的成员占了7人,而汉人只占了三位,还基本上属于没有实际权利的部门,同时,此“皇族内阁”也并没有地方大员的加入。

不到三年,载沣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的权利。面对着这样的集权,地方督抚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他们集中全力反对集权,并在责任制内阁上面做起了文章。而此时此刻,载沣的反应却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他根本没有理会督抚们的反对,面对着督抚们的奏折与御史的批评,载沣干脆“一切参奏悉留中不发,亦不谴责言者,遍体麻木不仁……”

就这样,载沣摄政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在集权。更为讽刺的是载沣却打着“立宪”的幌子进行集权,南辕北辙也就彻底的将地方矛盾演化成为了民族矛盾。这也就自然而然的将朝中的维新派,立宪派和地方大员都送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载沣的一意孤行终究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等真正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32岁的载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也就无怪于武昌的一声爆炸,便推倒了这个王朝。

这就是载沣人生中最“悲戚”的三年,更像是大清王朝宿命的三年。当年,清军就是靠着摄政王多尔衮的决策,在逐鹿中原后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了满清帝国。而也是摄政王,换成了载沣却埋葬了帝国。可能载沣自己都没有想到清帝国葬送在了他的手中,但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历史潮流面前,载沣没有抵抗,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了帝国的统治,但是更为讽刺的,换取皇帝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是载沣恨之入骨的袁世凯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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