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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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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9 点击量:

导读:‍【内容提要】史料显示,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

‍【内容提要】史料显示,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取义于《诗经·国风》,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各监25郡;同时还另有16个公国,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与州牧同级;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共25郡监;地皇二年,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关 键 词】汉代/王莽/州牧/部监

  

  王莽变法时,在地方行政监察上也颇有花样翻新,这不但给当时的国家行政带来很多麻烦,也给读史者留下了不少疑点。史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这部监与州牧是什么关系,并不怎么清晰;同时学者又指出,印章、简牍中又能看到东部监、西部监、北部监,史书中还有庸部牧、曹部监。其间的淆乱纠结,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澄清。

  近日,我在梳理王莽的方、州、部、郡关系,萌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手中虽没掌握什么希罕史料,所见都是前人征引过的东西,不过从蛛丝马迹中我察觉到了这样一点:庸部、曹部这一类“部”,有可能跟一部歌谣汇编有关,这就是《诗经》。庸部、曹部好比九连环上的关键一环,这一环若能击破,州、部和牧、监上的杂乱牴牾便迎刃而解。进而,对新莽地方行政监察制度,我们就能提供一幅清晰得多的画面了;由此对王莽规划制度时的天人相感、引经据典和唯美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问题的提出

  汉代的地方行政监察制度,在王莽“复古改制”运动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汉书》卷99《王莽传》,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依照《尚书·尧典》中“肇十有二州”等语,(注:原语见今本《尚书·舜典》。《舜典》原系《尧典》的下半篇。可参看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页。)把西汉的十三州部改为十二州,这十二州是雍州、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益州、幽州、并州、交州;(注:《尧典》原无十二州之名,其十二州为何,因扬雄《十二州箴》而明。参看谭其骧《两汉州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82页。)在王莽即位称帝后的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州从《禹贡》为九”,又改行了九州之制,《禹贡》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到王莽时,“州”经历了由十三州而十二州,由十二州而九州的变化。

  然而史料所见,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有“并州牧宋弘”,《禹贡》九州却是没有并州的,所以谭其骧先生这样推测:“岂即位而后又有改九(州)之议而未曾见诸实行乎?”(注:谭其骧:《新莽职方考》,《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页。)认为王莽的九州之法,只是个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沈展如先生则另有解释:“莽既从《禹贡》为九,可能九州之名,一仍《禹贡》之旧,去冀而存并也。”(注:沈展如:《新莽全史》,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182页。)认为王莽九州是去掉了《禹贡》之冀州,代之以并州。林剑鸣先生采取了沈展如的说法。(注:林剑鸣:《秦汉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页。)严耕望先生的名著《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于此未置一词。(注:严耕望先生叙两汉地方监察制度,于此仅云,汉成帝、汉哀帝改刺史为牧伯,“王莽承之”,四字而已。参看其《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台北)1997年,第283页。)

  王莽天凤元年又设“部监”,不过《汉书》与《汉纪》所记有异文:

  《汉书·王莽传》: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

  荀悦《汉纪》卷30《平帝纪》“王莽天凤元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其礼如三公;郡监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第一条《汉书·王莽传》的“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的说法很奇怪。因为从“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看,这时显然已实行着九州之制了,谭其骧先生“九州议而未行”之说似乎不确;但若州牧有九,“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又如何理解呢?饶宗颐、李均明先生的解释是:“当年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除九州牧之外,余下即为部监数。”(注: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33页。)照这种说法,则部监应有十六。可“十六”这个数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部监恰为十六?部监与州牧又是什么关系呢?饶、李二先生未能提供理由。

  荀悦《汉纪》的记载似乎清楚一些:“其礼如三公”五字在“州牧”之后,“各主五郡”的是“郡监二十五人”,不含9位州牧在内;25位郡监“各主五郡”,共125郡,恰好就是王莽所规划天下“百二十有五郡”之数。不过,《汉书》的“部监”《汉纪》别作“郡监”,部、郡形近易讹。学者一般以“部监”为是,并据之以改《汉纪》。(注:例如张烈点校《汉纪》(《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535页及第556页注121。)王念孙独以《汉纪》为正:“部监”应作“郡监”,州牧有九,郡监二十五。(注:王念孙:《读书杂志》七,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中册,第19页。)刘德增先生也觉得“王莽时分天下为九州,则州牧有九,部监十六”的理解有问题,“可见《莽传》文有颠倒,当从《荀纪》”;但刘先生取“部监”之名而不取“郡监”之名,(注:刘德增:《王莽官制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是有异于王念孙者。

  这样看来,天凤三年所设置的,是州牧、部监共25人,还是9位州牧之外另有郡监(或部监)25人,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而,谭其骧先生的《新莽职方考》,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然天凤三年,莽下诏令百官保灾,有曰“东方三州一部、南方二州一部、西方一州二部、北方二州一部”。《(后汉书·)隗嚣传》本文亦作告州牧部监。古封泥有“东部监之印”……则莽制确有部,部确置监……《(王莽)传》中、《传》下有庸部牧史熊、李晔,系部牧而非部监,岂部于监之外又置牧乎?抑置牧之部,与置监之部二而非一乎?又保灾令四方合计才五部,中央宁得有二十部乎?亦不可解。(注:谭其骧:《新莽职方考》,《长水集》上册,第81页。)

  谭其骧先生所称“保灾令”,是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一份诏令。其中规定公卿与各政区挂钩“保灾害”:若所保之地发生了自然灾害,则中央的公卿们就按比例削减俸禄以示同甘共苦。下依《汉书·王莽传中》,把朝官所保政区的相关规定简述如下:

  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

  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

  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保中部二十五郡。

  新莽制度,太师、太傅、国师、国将是为“四辅”,立国将军、前将军、宁始将军、卫将军是为“四将”;他们两两成组,分保东南西北四方,合计8州、5部、100郡。此外就是三公所保的中部25郡了。

  由谭其骧先生的质疑,我们又看到三个问题:第一,王念孙认为“部监二十五人”的“部监”应作“郡监”了,可史料中明明存在着“部监”,如“告州牧、部监”、如“东部监”。第二,若采用“部监二十五人”的话,那么又跟“保灾令”相冲突了,因为“保灾令”所见四方只有5部,那么,另外20位部监哪儿去了呢?第三,史料中还能看到“庸部牧”,这“部牧”的官称,跟州牧、部监又不一样,它们又是什么呢?

  按,对“保灾令”中的“西方一州二部”一句,杨树达先生认为有误,原文应作“西方二州一部”。(注:杨树达先生说:“一州二部,景祐本同,疑当作二州一部。”《汉书窥管》(杨树达文集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25页。)我相信杨先生的意见是可取的。若取杨先生之说,则王莽的东南西北四方合计应为9州、4部。除四辅、四将所保者之外,《王莽传》原文对三公所保政区的叙述也含有舛误,在订正了这些舛误之后,我们认为三公所保“中部”,与东南西北四方4部是并列关系,其下也有25郡。也就是说,王莽设有东、西、南、北、中5部,各25郡,恰好“合百二十有五郡”,正是王莽规划的天下郡数。(注:对九州及五部问题,在本文的姊妹篇《文穷图见: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另有详考。本文只作简述。)但即使如此,天下也仍止5部,与“部监二十五人”依然相去甚远。饶宗颐先生也说:“按谭(其骧)疑极是。《莽传》部监为杜普,而部牧为史熊,《西南夷传》、《后汉书·廉范传》,均有庸部牧之名。则似部置监外间亦置牧部,有由牧统领故称部牧。未能详也。”(注:饶宗颐:《新莽职官考》,《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饶先生所提到的部监杜普,所担任的是“曹部监”,见《汉书·王莽传下》。

  这样一来,州牧、部监、郡监的问题就更显复杂了,“州牧、部监二十五人”的问题,还得跟“保灾令”所见东南西北中五部,以及庸部牧、曹部监等等并案处理。它们缠绕纠结在一起,至今未能厘清。

  

  二、庸部、曹部与“诗国”

  

  在州牧、部监问题上,庸部、曹部看来是最难解决的部分。本文决意先难后易,从“庸部牧”、“曹部监”这些古怪的名称下手。首先来看庸部、曹部的材料:

  《汉书·王莽传中》天凤三年: “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又,《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天凤三年:“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颜师古注:“莽改益州为庸部。”

  《汉书·王莽传下》天凤六年: “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李贤注:“王莽改益州为庸部,其牧宋遵也。”

  《后汉书》卷31《廉范传》:“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李贤注:“王莽改益州为庸部。”

  《汉书·王莽传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莽扬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兵败山东,圣格死,仁将其众降,已而叹曰:‘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剑自刺死。及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皆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

  颜师古、李贤等学者,都拿益州当“庸部”,今人大抵都沿用着他们的说法。(注:例如王谨《王莽与州刺史改州牧》,以“益州,王莽改”注庸部(《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汪清《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说“句町在庸部统辖之内”(《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罗开玉《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云“王莽改‘益州’为‘庸部’”(《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等等。)《后汉书》卷75《刘焉传》:“赞曰:焉作庸牧,以希后福。”可见南朝的范晔,也用“庸”来称呼益州。然而孟康有言:“余按王莽制州牧、部监,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熊为庸部牧,则又若州、部牧为一。(注:《资治通鉴》卷38《汉纪》“王莽天凤三年”胡三省注引。)孟康生活在曹魏之时,他对“庸部牧”都表示了疑惑不解,则远在其后的范晔、颜师古、李贤的看法到底有大可信性,就很可以打上一个问号了。

  五部、二十五监,再加上庸部、曹部,真是混乱得可以。然而这堆乱石头,我们能找到一点来撬动它们。请看王莽始建国四年改行九州诏,其中有这样的话:

  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布遍九州。(注:“卫有五服”典出《禹贡》,此前似夺四字。)

  我猜想,庸部、曹部的秘密,就埋藏在这“诗国十五”里面。下面就将论证这样三点:第一,庸部、曹部这种地方建置,取义于“诗国十五”;第二,王莽“诗国”,是公爵拥有者的封地;第三,庸部牧、曹部监,是新莽设于公国的监管之官。

  首先来看第一点。颜师古注“诗国十五”:

  谓周南、召南、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鲁、商,凡十五国也。

  一曰,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是为十五国。

  由颜师古所引,可知到唐代为止对“十五国风”有两种理解,前者有鲁、商而无邶、墉,后者有邶、墉而无鲁、商。若从庸部、曹部的情况看,王莽采用的是后一说法,同于今人所称“十五国风”。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庸部、曹部,或更确切地说,是用作部名的“庸’、“曹”二字,出自《诗经·国风》的《墉风》和《曹风》。这就意味着,庸部、曹部这些“部”,是王莽参照“诗国十五”而设立的一种地方单位。

  而且除了庸部牧、曹部监外,居然还能看到“魏部牧”和“邠部监”:

  魏部牧贰印(编号589)。(注:罗福颐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问兵且来出,未常安也。何故邠部旋征遣且发部郡兵出耶?(简号78)(注:《敦煌汉简》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23页。 “故”原作“@③”,据饶宗颐、李均明说改。见其 《 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13页,)

  敦德,诣  关,二十六日夜到邠部监从事(简号288)。(注: 《敦煌汉简》下册,第230页。按,此条材料系孙正军同学提供,特此致谢。)  参照庸部、曹部就可知道,所谓“魏部”,应该是比附《魏风》之“魏”的;所谓“邠部”,应该是比附《豳风》之“豳”的。饶宗颐、李均明先生将上引第3条断为“夜到邠,部监从事”,谓:“则但举‘部监’,知部确置监,证之封泥有‘东部监之印”,正合。此条则指邠地之部监。邠即幽也。”(注: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6页。)但从上引第二条简文看,“邠部”应为一词。饶先生、李先生以“邠部监”与“东部监”等量齐观,我们则看法有异:“邠部”取义于“诗国十五”,这跟那些以方位为名之部监,如东部监、北部监、西部监等,性质判然有别。

  史称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确实,王莽在规划制度时总是力求天地相参、与经典相合。这思维方式,就是探讨新莽制度的一把钥匙。王莽改行九州的诏书中,所提到的“十有二州”出自《尧典》,是他所实行了的;所提到的“卫有五服”出自《禹贡》,是他所实行了的;而出自《诗经》的“诗国十五”,也是诏书所称引的,想来王莽也不会说说而已、轻轻放过的吧?而且那是个多有想像力的创意!王莽必定也把它付诸实施了。

  由庸部、曹部、魏部、邠部四条证据,“诗国”之猜想我想已成定谳,讨论当然不该到此止步。“诗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单位呢?“诗国十五”不仅是地名,很多也是周天子所封的诸侯国的国名,所以王莽的庸部、曹部、魏部、邠部,应该与分封制相关。下面就来阐述第二点:王莽“诗国”是公爵拥有者的封地。

  始建国四年,王莽改行九州之同时,实行周朝的五等爵制度,分封了公、侯、伯、子、男及附城,并授以茅土。《汉书·王莽传中》:

  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

  在王莽“授诸侯茅土”时,受茅土的人中有“公十四人”。“十四人”这数目十分微妙,他跟“诗国十五”是不是有某种关系?照我看来,王莽封公之数恰为十四,乃是用来比附《诗经》十五国风的;至于为什么“诗国十五”而公仅十四呢?这必与《国风·王风》相关。《王风》出自东周的洛阳,王莽也以洛阳为东都,这个地区属于王畿。或许因为王畿不封,故“公”仅十四;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在后面还将加以揭示。无论如何,庸部、曹部、魏部、邠部,我认为都是公国封地,在“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之列。

  这十四公包括些什么人呢?新莽称公者,有一种以“×新公”为称,还有一种以“功×公”为称。先看第一种。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任命了四辅、四将、三公等十一公,并分别给予了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祟新公,“凡十一公”。然而这十一公只是名号罢了,并非公爵。公爵之所封,应该主要是王莽的皇子皇孙。王莽定制:“封王氏齐缞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以此类推,则王氏家族的直系子孙,就该是封公的了。这就是第二种以“功×公”为称者。如始建国元年,王莽曾把其子王宇的六子,也就是他的皇孙封公:王千为功隆公,王寿为功明公,王吉为功成公,王宗为功崇公,王世为功昭公,王利为功著公。地皇二年(公元 21年),王莽还封了其所幸侍者所生的王兴为功修公,王匡为功建公。那么始建国四年“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主要应是王莽的直系子孙。

  这就可以进入第三点了:庸部、曹部、魏部、邠部的“牧”、“监”,又是怎么回事儿呢?饶宗颐、李均明先生曾推测说:“牧监之设本于《周礼》。《周礼·大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大司马》:‘置牧立监,以维邦国。’”(注: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132页。)现在我们可以说,《诗经》和《周礼》二者,都是“诗国”规划之所本。庸、曹、魏、邠之名来自《国风》,而牧、监之设,则应来自《周礼》的“置牧立监”之说。人们都知道,“《周礼》的邦国是指侯国”,(注:可参看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22页。)假如王莽采纳了《周礼》“置牧立监”的做法,那么必是用之于“邦国”而不是州部的。那么反过来说,这又印证了前述的第二点判断:庸部、曹部、魏部、邠部之类“诗国”,应是新莽时的封国。反观颜师古、李贤等以“益州牧”来解释“庸部牧”,把邦国与州牧混为一谈,而那并非王莽本意。

  周初的“三监”制度,也许就是《周礼》“置牧立监”之所本。然而总的说来,周天子对邦国的管理毕竟相当松散。学者判断《周礼》成书较晚的理由之一,就是《周礼》中周天子对邦国的控制比西周紧密得多了。战国君主往往派遣官吏代替封君管理封邑,连《孟子·万章上》也有了“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于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的说法。对权势一毫不肯放松的王莽参考《周礼》,为“诗国”置牧立监强化中央集权与控御,倒不在情理之外。

  若认定王莽是比附《周礼》而“置牧立监”的话,还可推断王莽的“诗国”半数量牧而半数立监,即七牧七监,正如庸部牧、曹部监、魏部牧、邠部监所显示的那样。又《王莽传中》天凤元年制度:“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九州本已有牧了,怎么又弄出来一个“公氏作牧”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牧”是“诗国”的牧,实含牧、监二官在内。

  “诗国十五”之法,是什么时候实行的呢?《尧典》“十有二州”,始行于平帝元始五年;始建国四年建九州时,王莽授五等爵者茅土;天凤元年王莽把五等诸侯与郡县制结合起来,并宣示了《禹贡》五服之制;天凤三年颁“保灾令”,其时“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诸侯既然也得参加保灾害,则必然有土可保。王莽天凤四年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而且让诸侯就国:“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那么诸侯一定是有国可就、有土可居的了。有人怀疑王莽的五等爵只是虚封而已,我想并不尽然。当然,这时仍有一些“遣侍于帝城者”没有就国,他们由纳言掌货大夫调都内故钱供给之,公岁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在上述一系列事件中,“诗国十五”的出现,应在平帝元始五年至始建国四年之间。尽管王莽始建国四年分封后“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但十四公之国邑所在地应已确定,“未授”只是暂由牧、监代管而已。

  《诗·墉风》之“墉”原是周武王灭商之后所立之邦,本在河北的朝歌附近,周公东征后又把墉及邶迁到了河南洛邑。可是王莽庸部牧史熊曾参与平定句町战事,杀死王莽庸部牧的王岑又是在雒县起兵的,这跟洛阳都有相当距离。按,周代另有庸国,属南蛮,是《牧誓》所见西土八族(庸、蜀、羌、@⑤、微、卢、彭、濮)之一。春秋前期庸国曾给楚国造成很大麻烦,后来楚庄王联合了秦国和巴人灭庸置县。有人推测屈原的祖先就是庸国人。其故地在今湖北竹溪,近年其地发现了7.5万平方米的庸国遗址。讨论中李新峰先生认为,王莽很可能是拿古庸国当《墉风》之“墉”了。我觉得李先生的看法不错。南北朝时,北周的国公之封也有庸国公,而且还封了蜀国公、卢国公、彭国公,(注:庸国公如王雄,蜀国公如尉迟迥,卢国公如尉迟运,彭国公如刘亮。并见《北周书》。)四者都在西土八族之列。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北周也以“周”为标榜,还曾索性恢复了《周礼》六官之制。不妨把新莽之庸部与北周的庸国一并观察。

  至于《曹风》之“曹”,初封之地在今山东定陶西南。从《王莽传下》的情况看,曹部监杜普是因山东战乱而死的,可以推测王莽“曹部”正在山东,即曹国故地。

  《豳风》之“豳”,故地在今陕西旬邑。敦煌汉简中“敦德,诣 关,二十六日夜到邠部监从事”中的敦德,即敦煌郡。敦煌之所以跟邠部发生了关系,是因西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要到邠部来搬救兵,与简文“何故邠部旋征遣且发部郡兵出耶”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十四“诗国”都是实体,可以向之征发士卒。

  罗福颐释“魏部牧贰印”的“魏部”:“当为王莽所设州部之一。”按魏部只是部,而不是州。《魏风》之“魏”,其故地在今山西芮城,在西汉为河东郡。然而王莽在天凤元年又把河东郡改为“六队郡”之一的“兆队”,这地方似乎就容不下魏部了。所以我们估计王莽把“魏部”挪了地方,正如他改变了“庸部”所在地一样。

  由“魏部牧贰印”,知“诗国”的牧、监还各有其“贰”。这“贰”又是怎么回事呢?查《汉书·王莽传下》:“(地皇)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怠解,更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魏部牧贰”应以“牧监副”来解释,“牧监副”既包括州牧之副,也包括“诗国”的牧、监之副,亦即:“以州牧、部监位三公,刺举怠解,更置牧贰、监副。”这是新莽地方监察制度的又一个变化。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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