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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如何看待中国新史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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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7 点击量:

导读:20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迈向近代的重要时期,其嬗变和转型的特点十分显著,既与传统史学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又与新世纪史学关系密切,很值得研究。20世纪史学的内容很

20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迈向近代的重要时期,其嬗变和转型的特点十分显著,既与传统史学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又与新世纪史学关系密切,很值得研究。

20世纪史学的内容很丰富,产生了一大批的学术名家和大量重要的史学著作。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的学术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得益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滋养,这是其学术渊源;二是适逢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时刻,相互之间的频繁对话、切磋和启示,进一步增添了史学发展的活力。

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始于晚清,至戊戌变法时期,已经颇具规模,至“五四”时期,其势头更为强劲。面临这样一种学术机遇,当时中国的学术先辈们,既有继承中国传统学问的优势,又有接受外来新观点、新理念的勇气和善于鉴别的眼光,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以往学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对西学的影响讲得比较多,实际上传统文化自身的积累和继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如“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形成,即与乾嘉考证学派存在明显的学术继承关系,所以他们对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传统考据学者推崇备至,而且西方“兰克学派”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同清儒严密考证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因此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名家他们能够融汇中西,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推进。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以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20 世纪史学。因为从前50 年甚至100年史学演进的轨迹来看,它不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状态,而是经历了不断提升、发展的复杂过程。比如以陈垣先生的学术思想而言,在抗战时期即经历了重要转折。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文章,收入纪念陈垣诞辰110周年的学术论文集中,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以严密考证为主要特点的学术工作,在当时是如何与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唤起民族正气、砥砺抗日决心等时代主潮相结合的,是如何写出《明季佛教滇黔考》、《通鉴胡注表微》等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著作的,是如何以研究成果鼓舞全民族抗战士气的。这就是其学术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达到的新境界。正因如此,陈寅恪先生虽然当时远在昆明,也写信高度评价《明季佛教滇黔考》一书,并为之作序,称赞它不仅是宗教史,也是政治史,是旨在从历史中总结出为当时以民族抗战为主题的时代所需要的充满正气力量的思想观点。

再如,傅斯年在创办史语所之初,即在《发刊词》中明确将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素,强调“史学即史料学”,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扩充史料,考证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果有谁偏离这条主线而去讲议论和解释,那他就不是我们的同志。这一思想有一定道理,因为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支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观点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傅氏当时刚从国外留学归来,深受欧洲主流学派“兰克实证史学”思想的影响,即“据事直书”,而且要仔细审查史料,因为不同的人所提供的史料,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也有很大差别,因此要深入考察提供史料者的身份、经历、处境,才能准确鉴别和判断该史料的价值。这与乾嘉时期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溯源”为特点的严密考证方法比较一致。加之其论述较之清代学者更具系统性和学理性,因此一时间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和赞成。

然而这一思想又有其片面性,史料固然重要,但并非史学全部,难道不应该分析、阐释和推理吗?难道不应该找出史实背后互相联系的东西吗?难道不应该有理论指导吗?不过因为在当时重视史料有其特殊的时代气氛,因此也少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但实际上他只是讲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已。然而从傅氏后来的一些文章来看,其治史思想又有明显变化,如《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一文,即通过考证分析对周初分封地域之事大胆提出新的看法,如称周公并非初封于曲阜,而是在河南鲁山县;齐国亦非初封于营丘,而是在吕;燕国也不是初封于蓟丘,而是在河南郾城。对于相沿已久的“成说”,两三千年来研究古书的学者从未有过任何质疑或异议,但他却敢于提出己见,而这恰恰是一种最大胆的推理和解释。这就证明,史料考辨和理论分析是学术研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应结合起来。对于傅斯年的治史特色,不应只看其早年重视史料的一面,还要看到此后竭力主张根据史料而加以分析的一面。至于学者经过研究提出的看法是否为“定论”,可再讨论商榷,但研究者关于理论的分析,观点的运用,其价值不可否认,傅斯年本身看似“相悖”的治史思想的转变,即是有力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史家学术思想历程的变化,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梳理出史学本身演进的复杂而曲折的轨迹。

第三个问题是,以往学界一般称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为20世纪史学“两大干流”,对于“新史学”则一般只关注它是20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并逐渐形成磅礴声势的重要学术思潮,而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因此,我近年来指导学生撰写博士论文,即考察它如何由一种“思潮”逐渐形成一个“学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五四”以后,除梁启超本人外,受他影响的一批学人,如萧一山、吕思勉、张荫麟、杨鸿烈、姚名达、周予同、周谷城、陆懋德等,都有共同遵奉的学术旨趣,有的还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

这一学派共同的学术旨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主张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即梁启超所言“求其公理公例”;二是不能局限于古代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范畴,要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由“君史”转向“民史”;三是扩大史料范围,“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除典籍文献外,有关考古发现、报纸、档案等材料,也应重视使用;四是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关系,除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外,还要不断借鉴和吸收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地质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五是主张撰写史学著作的意义在于教育民众,为民族国家所用,要成为“国民爱国心之源泉”,应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使其自觉认清和勇于承担时代责任,发挥其推进社会的作用。这五点,本是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率先提出的,后来就成为众多学者治史的共同宗旨。

因此,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不是“两大干流”,而是“三大干流”,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干、壁垒森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样,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全局的认识,才会更符合学术本身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原题为“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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